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ookben.com - 手机访问 m.bookben.com---书本网【gzbysh】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马克思》 作者：罗范懿【完结】 第1章 引 言 　　马克思青年时代就与德国著名诗人海涅成忘年之交，他很喜欢海涅的一首《问海》的诗：一个青年找不到人生的答案，他在漆黑的夜里痴痴地站在海滨上，他胸中满怀愁思，他脑中满怀狐疑，他用忧郁的调子向海涛发问，希望大海能给他解释人生之谜。他问：人类的意义是什么？人类从何处来？空中金色的星辰住着何人？海涛呼啸着永恒的呼声，风在吹拂，云在飞驰，星辰冷漠地照耀着。海边上一个傻瓜在等待回答。面对人生之谜，不要怀着忧伤的情调，等待着别人的回答，要大胆走进人类智慧的大厦中去，去寻找属于自己人生的正确答案，为自己树立起伟大理想，并在大风大浪中去为之英勇奋斗，顽强进取。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这是一门为人类多数人谋福利的科学，这门科学一旦真正让创造社会财富的人民所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物质世界的巨大力量。要掌握这门科学，除了要去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外，还要去了解这门科学的创始人——马克思本人，去了解他的性格、特征、爱好、风格和人生经历。探河必溯源，勘林要求本。理论的“河流”也有其“源”，浩瀚的“林海”终究离不开“本”。这个“本”就是马克思的丰富人生，就是一本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教材”。要交一个朋友，先要去了解他的特征、爱好，看他是喜辣的还是爱甜的。真的想到见马克思时有个好交待，修道清白好泉程，冥冥之中真安宁，就还不如先在传记里“先见之明”——了解马克思，熟悉马克思，做伟大导师马克思的得意门生。去了解、熟悉这位人类伟大的“摩尔”、“山神”、“雷神”、“老人”吧！他并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他是人，他曾经坦诚地说过这么一句：“我是人，人所固有的我无不具有。”他同样有七情六欲，他与燕妮的爱情、他与恩格斯的友谊，为人类树立了爱情和友谊的两块丰碑。但他会正确处理人的七情六欲和崇高理想的关系，并敢于为崇高理想勇敢地献出自己的一切。……也因此，他成了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只活了65岁，列宁只活了54岁。然而人生价值不是按年龄计算的，若按年龄计算，就要算他真正活在人民心目中的年龄。马克思永远活在人民心中，这就是人生的真正价值。 第2章 总 序 　　郭锷权 　　一个对人类充满美好遐想和机遇的21世纪正悄无声息地向我们走来。21世纪是竞争的世纪，是高科技知识爆炸的世纪。竞争的关键是人才，人才的关键是素质。素质从哪里来？有人说，3（语文、数学、英语）＋x＝素质。素质＝传记人物的eq情怀。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翻阅《巨人百传丛书》书稿，不难发现多数巨人的伟业始于风华正茂、才思敏捷的青少年时期，我们的丛书记录着以下巨人们创造的令人赞叹的辉煌业绩：美国飞行之父、16岁的莱特兄弟已是多种专利的小发明家；诺贝尔24岁首次取得气体计量仪发明专利；爱迪生29岁发明电灯；居里夫人31岁发现钍、钋、镭三元素；达尔文22岁开始环球旅行并伏案构思巨著《物种起源》；克林顿46岁出任美国总统；比尔·盖茨28岁成为全球电脑大王，并评为1998年度世界首富；普希金24岁开始创作传世之作《叶甫盖尼·奥涅金》……读着巨人们的一本本使人激动不已的奋斗史，他们追求卓越的精神和把握机遇的能力，使人肃然起敬，这一切对今天的青少年朋友无疑具有启迪、教育和诱惑力。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编撰了这套丛书。获悉《巨人百传丛书》即将付梓，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钰琳先生、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庆刚先生、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康岫岩先生和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校长曹天任先生先后寄来了热情洋溢的信，对丛书出版寄予殷切的期盼和高度的评价。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钰琳先生说：“我们高兴地向广大青少年朋友推荐《巨人百传丛书》。在世纪之交，能有这样的精品丛书陪伴你，是智慧上的愉悦。”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庆刚先生说：“每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人物，都蕴藏着一部感人至深的故事。” 　　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康岫岩先生说：“高山仰止。巨人是人类的精英。世纪伟人南开中学最杰出的校友周恩来以及毕业于南开中学的四十多位院士校友和各界杰出校友们的业绩，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校长曹天任先生说：“仔细阅读这套丛书，犹如看到他们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感受他们的理想、信念、胸怀、情操，这将帮助你学习做人，学习做学问，学习做事业……” 　　有必要说明的是，《巨人百传丛书》的读者对象为初、高中学生和部分大专学生，因而在传主和传主内容的选择上有针对性的考虑，如果有挂一漏万或不足之处，敬请学界原谅。 　　1998年6月于盛京 第3章 美丽的莱茵河(1) 　　1818年。德国莱茵省南部摩塞尔河畔的特利尔城。春夏狂咏的季节。 　　5月4日，特利尔城布吕肯巷的一栋门楣标着“664”号的两层半楼房里（现为布吕肯大街10号），主人神情快活而焦躁。 　　这是37岁的特利尔高等上诉法院的律师亨利希·马克思先生，他父亲原也是知名的波兰法律学家，后从波兰回到德国后就一直在这里定居。亨利希·马克思充分调动其律师谨密泉涌的思维和洞察秋毫的感观，在住房的走廊里踱来踱去，踱到窗前，眺望星空，遐想…… 　　忽然，黑黝黝的西山尖上光芒四射，陡地跳出一轮银盘样的满月，星光大地又刷地洒上一层银辉，屋顶的烟囱、圆圆的教堂顶、高耸的钟楼，还有那摩塞尔河上的汽船、渔舟，渔竿上的鹭鸶，鹭鸶一个猛子扎进河里，甚至于连渔翁的笑声和笑声荡起的水波纹也是清澈透亮的…… 　　亨利希·马克思已等待几个钟头，走走，听听，看看……这时，焦急的心情却被夜半窗外的月色迷住了。直到城里的助产妇阿尔普士大娘匆匆从卧室里跑出来，并含笑拉扯着他的衣袖，他才知道： 　　“生了，生了，男孩，男孩！……” 　　正是5月5日凌晨两点钟，亨利希·马克思做了第二个男孩的父亲。 　　这位犹太律师同妻子出身于荷兰犹太法学家家庭的罕丽达·普列斯堡为家中的第二个男孩、第三个孩子的平安降生，好生高兴。他伏在床前吻她少了血色的嘴唇，吻她疲惫、憔悴的脸颊，抚平她额头上一夜之间增多了的皱纹……他们还不时对着那双对周围的一切都好奇的晶莹的天真的小眼神说：“大眼睛真像您”，“宽鼻梁却像您”…… 　　5月7日，过了“三朝”，下午4时，亨利希·马克思到特利尔市政管理局民政事务官员处填了一张出生登记表，他在新生表的第一栏内庄重地写上——“卡尔”。 　　卡尔·马克思出生的年代，是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自由发展的时期。时代的进步，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给人类创造了许多物质和精神文明。 　　1818年，世界上发生了一些令人难忘的事件： 　　英国，18世纪60年代开始了工业革命，织工哈格里夫发明了“珍妮纺纱机”，可使16至18只纱绽同时工作，使得纺织产量迅速提高；机械师瓦特试制联动蒸汽机成功。英国建立起第一座蒸汽纺纱机。蒸汽发动机的采用，为英国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原动力。到19世纪30至40年代，英国各主要工业部门都采用了机器生产，尤其在纺织业中，大机器生产已取得主导地位。 　　随着工业的发展，思想意识方面形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一书，阐述了劳动是社会财富的源泉。继亚当·斯密之后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是大卫·李嘉图。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和租税原理》一书中，把斯密的劳动价值观点又向前推进一步，指出商品的交换价值决定于被消耗的劳动。 　　法国，1789年至1794年间发生了深刻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统治一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政权。这个政权击退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进攻，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为发展工业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对德国的社会发展，尤其是对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从18世纪末叶起，在德国掀起了一场批判封建主义，批判宗教蒙昧主义，提倡“自由、平等、博爱”和“人道主义”，提倡理性和科学的思想运动。在这场思想运动中，出现了莱辛、歌德、席勒一批有名的启蒙思想家。更为重要的是，在这场思想启蒙运动的基础上，产生和形成了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 　　歌德来到特利尔，对特利尔这个迷人的城市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称道：“这座城市有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特色。它比同样大的其他城市都拥有更多的教会建筑。这种情况证明了先前大主教以这里为中心的广泛活动范围。这里有罗马时代富丽堂皇的上皇宫殿，有罗马大教堂，有闻名于世的“黑门”…… 　　特利尔，这个当时只有12000人口的以农业为主的发达地区连同富饶的莱茵省于1795年被法国兼并，并持续20年之久。 　　于是，欧洲从资本主义自由发展开始走向掠夺。就在这个分割得七零八落，经济上远远落后于法国和英国的德国，沸腾着法国大革命思想。 　　卡尔·马克思就在这个时候呱呱坠地了，又正好起步于特利尔这个当时号称“欧洲十字路口”的中心城市。 　　“嘀哒，嘀哒，……” 　　壁炉上的小座钟在镀金的钟座内不知疲倦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华丽的台灯发出的光辉也像如此掷地有声。律师亨利希·马克思刚脱下孝服，送走母亲，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哀伤、惆怅和松脱。 　　为了摆脱父母都是正统犹太教的家族的束缚，为了个人的前景不再受普鲁士国王《德意志同盟条例》第16条“禁止犹太人担任公职”的影响，亨利希不顾家庭的反对，毅然决然与父母亲在信仰上断绝了关系，于1816年底，也就是他同罕丽达结婚的第三年，独自受了洗，从犹太人的种种禁锢里成为一个宗教自由主义者，把自己的名字改成新教——基督教的名字亨利希·马克思。 　　母亲的离世，给了他感情上的折磨，也给了他主宰家庭无牵无挂的一种超脱。他又立即想到了眼下快要启蒙读书的卡尔，过些时，要带妻儿子女都到新教堂去洗礼。 　　“罕丽达，你看海涅在他的诗歌里说得多好，他把信仰看作是一张进入欧洲文明的入场券。”亨利希伏身灯下，对着一本正在读的书自言自语地说。 　　妻子那边没有什么反应，只有她搓洗衣物的声音在回答他。 　　“很可惜，你对文学的兴趣不大。只研究家务不研究信仰。”他只好这么自我安慰，自我解释：“一个人活一辈子没有任何信仰也是一大悲剧，人生没有和不能选择自己最理想的信仰更是最大的悲剧。” 　　这时，卡尔却飞快来到了父亲的身边，要抢父亲手里的书。 　　“爸爸，信仰？入场券？”卡尔瞪大眼睛问父亲：“信仰是什么？入场券是什么？文明又是什么？它们都能像烧饼、葡萄那样，能吃吗？” 　　这个对什么问题都纠缠不放的孩子，让连日来难得高兴的父亲笑了起来，“能吃，能吃！我的亲爱的卡尔！”父亲说着，抚摸着孩子一头浓厚的黑发。 　　卡尔又不解地、贪婪地盯住了海涅的诗歌和爸爸身旁的伏尔泰、卢梭的一些文学书籍。 　　“我亲爱的卡尔，你不是喜欢去电影院里去看电影吗？进电影院里的那张票就是入场券，没有这个东西就进不去的。”亨利希又耐心地对孩子说。 　　“我要读书！我要信仰！我要入场券！”卡尔从爸爸的书柜拿出一本书又蹦到妈妈的身旁。 　　“伏尔泰说，写作必须朴实，必须了解人类的心声，并且要让心声说出来。另外你知道，他还为法兰西发现了一位莎士比亚呢！” 　　亨利希说着，却又想到妻子对这些事并不感兴趣，属于她的是衣柜、厨房，折叠得整齐的衣服，调理出可口的饭菜……因此，这位帕维亚大学教授的后裔读的书却很少。 　　书柜是属于爸爸的。亨利希是读法文中学、大学毕业的，其中就连法国的戏剧目录书就藏有38卷。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说他是“一个能够背诵伏尔泰和卢梭作品的地道的18世纪的法国人”。 　　“主人，弗里德里希斯来访！”侍女报告。 　　弗里德里希斯是特利尔城高等法院的陪审官，他参加了泛德意志大学生协会，是亨利希要好的青年同事。 　　弗里德里希斯于1817年10月同来自各大学城的500名大学生一起由瓦特尔堡到爱森纳赫去。在那里，他的朋友里曼在城堡的骑士大厅发起爱国统一运动，学生们把可恨的反动文告和一根殴打士兵的棍棒扔到火里烧了。 　　“您请坐，同事先生，我发现您又在生气。”律师敬佩他的勇气却又过分地担心他，指着家里华贵的罗可可式椅子请客人坐下。 　　弗里德里希斯不等屁股坐定，便热烈地、滔滔不绝地说开了： 　　“我们究竟生活在怎样一个国家里！34个诸侯分割了国家政权，成百个关税区把德国内部互相封锁起来；费希特被禁止活动，施泰因遭受迫害，而诗人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则被解除了教授职务；国王今天是否还履行他的诺言呢？他本来想给我们制订一部宪法，可今天他不再想这件事了！律师先生，您看看人民的处境吧！奴隶虽然废除了，但是农民今天的生活改善了吗？我们需要德意志国家的统一！德意志联邦正处在梅特涅暴君的严密控制之下！” 　　亨利希试图使这位年轻的同事安静下来，但弗里德里希斯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 　　“至于卡尔斯巴德决议吗？监视大学、大学教授和大学生——检查报纸、禁锢思想，通过制订取缔煽动民众的法律放逐一切爱国人士，就连大学生听讲笔记本也要反复检查。可耻，简直太可耻了！” 　　亨利希总算对弗里德里希斯的意见作出反应：“你讲得完全对，德意志联邦国家像一座监狱，诸侯们从市民和农民身上榨取高额利税，他们躲在豪华的宫殿里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并且用一个阿谀谄佞的侍臣的宫廷把自己包围起来。他们是德国统一的阻力。” 　　亨利希又说：“事情不能操之过急，过急会惹出过多的麻烦来，慢慢唤起统治者的觉悟，才能把德国统一的事办好。” 第4章 美丽的莱茵河(2) 　　听到这里，弗里德里希斯突然打断亨利希这位年长的同事的思路，说：“你怎么还是对这些腐败的统治者们抱幻想、抱希望？只有广大劳动者们站起来，自己创立一个统一的德国，现状才能够改变！” 　　卡尔见弗里德里希斯叔叔和爸爸都说得很激动，他这时就放弃他玩得开心的事情帮妈妈给叔叔送去一杯热茶，也给爸爸送去一杯，又过去搂着爸爸和客人叔叔的腿站定，瞪眼看那叔叔和爸爸说话。 　　弗里德里希斯拿着帽子匆匆出了门，好像立即就要赶到什么地方去似的。 　　卡尔送来的热茶他们谁也没有喝一口，乳白色的茶雾袅袅升腾…… 　　卡尔在兄弟姐妹中排第三，上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哥哥幼年夭折后他就成了家里的长子，深得父母亲，尤其是父亲的钟爱。虽然后来父母又添了小的（后生六孩，九孩夭折四孩），父母需要悉心照料比他更小的孩子，可他自是双亲的宠儿。父亲常夸他的才华、天赋，并想要他达到自己年轻时的理想：成为大法官、大法学家或受人们尊敬和赋有理性、博爱精神的大律师。母亲见卡尔孩提时百事顺利，常称他是“幸运儿”。 　　姊妹和伙伴常送给他爱称——“摩尔”。卡尔做事因执着而常表现出暴躁，这时，姐姐索菲娅就又爱又恨地嗔怪他一句：“摩尔霸王！” 　　卡尔不时带伙伴们到紧挨着特利尔城门的小山丘上组织“战斗”。 　　“冲啊——！”随着卡尔一声令下，成群的孩子奋不顾身地冲上山或跳下坡，谁稍有怠慢，卡尔对谁就不客气。 　　“燕妮姐，你怎么不冲过去？”卡尔质问。 　　“摩尔，你没看到，前面有水沟有荆棘呀？”燕妮红着脸回答。 　　“怕死鬼！前面是刀山也要上！这是命令！打仗嘛！你没看电影里？”卡尔瞪眼横脸地，“你这么怕死？就怕撕破你的漂亮衣服？还不快跑，再不跑我要推你下去！” 　　“摩尔——霸王——！你又这么凶？”索菲娅看弟弟真还要动手推燕妮，连忙跑过来把燕妮拉过去。 　　“谁是霸王？这是打仗！命令！战斗——！”卡尔不等其“战斗”说完，纵身从燕妮的那个要跨过去的障碍冲过去—— 　　卡尔冲过去了，他带领伙伴胜利结束了这场“战斗”。 　　“啊，血！”大伙在欢呼胜利的时候，这才发现，卡尔的鞋子进了泥水，腿和手几处流着血，手上还扎有棘刺。 　　姐姐连忙帮他拔出棘刺，燕妮递过来自己的手绢让索菲娅擦去卡尔身上的血。 　　姐姐怨自己不该骂他“霸王”。 　　燕妮两只手系弄着身前一只短辫发，视线低垂着，她怨自己胆小，当初没冲过去，自己毕竟比摩尔大些，说不定不会伤了手脚…… 　　伙伴们都向卡尔投去警佩的目光…… 　　大家都默不作声，山丘上一时静静的。 　　“大伙没玩到兴头吧。”卡尔想。 　　“冲啊——！”卡尔一把推开姐姐，蓦地又挥手呼唤起来，又赶马一般地把孩子从马可堡飞快地赶向特利尔城方向—— 　　卡尔拔腿离开山丘时对落在地上带血的手绢犹豫一下，见大伙都飞快离开，他旋即拾起了手绢…… 　　在卡尔出生的第二年，律师亨利希在特利尔最繁华的西梅昂商业大街著名的罗马黑门附近买下了更漂亮的房子，他把全家从布吕肯大街664号迁往这里的1070号住宅（现为8号）。在这里，他们像许多市民一样在离城7公里的麦尔特斯克夫的山丘上建了几个葡萄园。 　　这黑门的附近距弗里德里希——威廉中学只有几分钟路程，亨利希也许是看在离学校近而方便卡尔入学才作出这种决定的。 　　威廉中学附近的伊加斯街一栋宽敞的房子里（389号）住着一名政府显赫职员。他叫约翰·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冯·威斯特华伦原是普鲁士阿尔特马克省萨尔茨维德尔县的县长，后又任这里的州长，1816年普鲁士政府委任他在特利尔担任要职——市政府负责巡视监狱的顾问官。 　　冯·威斯特华伦出身显赫，父亲菲力浦·冯·威斯特华伦原是不伦瑞克斐迪南公爵的机要秘书和参谋长，是这里七年战争期间弗里德里希大帝的最优秀的将领之一，后被历史学家评价为“总参谋部的天才鼓舞者”。威斯特华伦的母亲珍妮·威沙特出身于阿盖尔伯爵的贵族家庭（后来是公爵），其家族的一个后裔成了不列颠皇室的亲戚，这个家族在苏格兰的历史上也起了重要作用。 　　冯·威斯特华伦的枢密顾问官由于职责的原因同特利尔的首席律师亨利希·马克思联系较多，共同的自由派观点和教养很深的相互敬佩更加深了他们的友谊。 　　两个家庭出身和社会地位相差悬殊，但大人和小孩都日渐成了好朋友。 　　他们把相距几分钟的路程缩得更短更短，大人小孩常来常往。 　　夏天，枢密顾问官的花园里不时发出一阵阵儿童的溪流般的欢笑声，这时，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在大声叫嚷： 　　“现在你寻找我吧，我离你一点也不远呀！” 　　灌木的树枝发出沙沙的响声，一个满头黑色卷发的男孩用他强壮的身躯拨开那鲜花盛开的灌木丛，大笑地纵身走进去。 　　“我在这儿呢！” 　　男孩停下来，仔细察听小姑娘的声音是从哪个方向传来的，皱了皱眉头，飞快地向一棵紧靠着花园墙边高大的杜松树跑过去。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抱着这位天真的勇敢的比自己小4岁的男孩。 　　小卡尔往常是姐姐带他到燕妮家来玩的，今天是卡尔独自儿来到燕妮家的花园里的。燕妮对小卡尔能一个人来玩表现出特有的高兴和快活。 　　她带小卡尔在花园里爬葡萄蔓，摘紫透了的葡萄，剥葡萄果皮，剥得水淋透亮的绿宝石般一颗颗的直往小卡尔的嘴里塞。 　　“吃吧！吃饱了葡萄才回去。”燕妮说得真像大姐姐样。 　　卡尔在外面玩得鲁莽，可往往来到燕妮家里就又显得特别的规矩文静了。不知是周围的氛围还是因为这时的燕妮才是他心目中的大姐姐。 　　两小相对盘腿坐在葡萄架下的草地上，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卡尔也剥了葡萄果皮往燕妮嘴里塞。 　　“燕妮姐，你自己也吃吧！” 　　“我吃。摩尔，前一次我惹你生气了，你怎么还一个人跑来同我玩呢？” 　　“嗡，那次我凶了你……”卡尔的小手触着了燕妮胸前的一对栗色的小辫发，好柔软的卷发呀，小卡尔突然觉得燕妮姐的辫发比许多其他玩具都好玩…… 　　小燕妮任卡尔玩她的辫，不知不觉，小卡尔玩辫发却也成了自己的一种美滋滋的闻香喝甜样的享受，一股奇异的暖流涌遍全身…… 　　“噢，对了，燕妮姐，我是给你送手绢来的。”卡尔突然记起。 　　“给您。”卡尔松了玩辫发的手从口袋里掏出手绢交给燕妮。 　　白手绢上的血没洗去，成了一朵朵的红花，白手绢成了赭红的花手绢。 　　“摩尔，你喜欢吗？喜欢你就留着，给你。” 　　“喜欢。给我？”卡尔笑了笑。 　　“给你，我给你洗一下。”燕妮说。 　　“我回去自己洗，或让姐姐洗。”卡尔说着随手又把花手绢兜进了小口袋。 　　燕妮将那小辫整理一下，引卡尔来到了她家的住宅里。 　　燕妮有很多的玩具，洋娃娃、小人书、积木和活动的人，红头发的泽特用聪敏的眼神注视着玩耍的孩子们。 　　“哟，原来是卡尔来了。怎么好久没见你到伯伯家来玩了？”正在聚精会神阅读荷马史诗的燕妮的爸爸冯·威斯特华伦连忙放下手里的书，过来抱卡尔举过头顶，又放下来，又举一下，笑着说：“小卡尔长大了，长高了。” 　　卡尔对着和蔼的顾问官伯伯笑得挺开心。 　　“哟呀，卡尔怎么了？”伯伯把卡尔放下来，指着小卡尔笑得茶壳样的嘴说，“你晚上睡觉不闭合着嘴，让老鼠把外面的那颗牙齿也盗走了。” 　　卡尔嘴里笑出一个个的黑洞。 　　停了笑，小卡尔一对棕色的眸子转动着，向燕妮的爸爸仰着脸：“呃，伯伯，你说得不对，牙齿是自己掉落的，不是老鼠盗走的。” 　　“哈哈哈……”又是一阵欢笑。 　　卡尔却不笑了，他又问：“伯伯，你为什么要说是老鼠盗走了，而不是其他东西盗走的呢？” 　　“因为老鼠嘴馋，你也嘴馋，吃了好东西不漱口，晚上将鱼呀、肉呀留下牙缝里，老鼠要去吃鱼和肉的时候就把牙齿都一块盗走了。”顾问官伯伯风趣地向他解释说。 　　“我知道，伯伯又讲故事了，是要我们讲卫生呗，常漱口，晚上睡觉不张开嘴。” 　　“对了，真聪明的孩子。”顾问官伯伯耷拉腰又抓住卡尔的两胳膊举了一下。 　　燕妮的爸爸进了书房。 　　燕妮带卡尔玩玩具。 　　“老鼠真是个大坏蛋！不劳动，专偷我们的东西吃。”卡尔突然对任何玩具都没兴趣，他对燕妮自言自语地说： 　　“我长大了专捕老鼠，弄许多许多的猫去抓，把世上的老鼠都抓光，老鼠消灭了，我们就安宁了，就不担心老鼠偷吃粮食了。” 　　“不对，假如猫将老鼠全消灭光了，猫吃什么呢？干什么呢？它不变懒变馋，它不也成了老鼠要去偷家里的东西吃？” 　　“燕妮姐，你说呢？” 　　“这怎么办呀？快说呀？”小卡尔急着要燕妮回答他。 　　“我也不知道那会怎么样？怎么办？你去问我爸爸去吧！”燕妮说得摇了那对玲珑的小辫，指指爸爸的书房。 　　卡尔真的就又去问燕妮的爸爸去了。 　　“伯伯，有一天，猫将老鼠消灭光了，猫还干什么？吃什么？它不也变懒变嘴馋，整日躺在家里由人养着，或它也变成老鼠去偷吃我们家里的东西吗？”卡尔缠住顾问官伯伯的腿。 　　“爸爸，你快说呀！告诉他呀！”燕妮也在一旁帮忙说。 　　“……”顾问官只惊讶地看着小卡尔的那对明亮天真的眼睛，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去回答孩子。 　　“要是真的猫危害人，变成了老鼠，我们就把猫当老鼠打，把猫也消灭掉，怎么样？”顾问官也只好这么去“顾问”了。 　　近处教堂的大钟敲响了12点，燕妮这才把小卡尔送回他自己的家。 第5章 中学里的优等生 　　1830年秋天，亨利希·马克思把年满12岁的卡尔送入特利尔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中学（特利尔中学）。 　　卡尔进入中学的这年，法国爆发革命，这给莱茵省、尤其是特利尔的自由派人士带来了希望之光。 　　校长约翰·维登巴赫亲自出席汉巴城的自由派集会。为争取德国统一和民主自由，维登巴赫与成千上万从德国各地云集来的青年学生、手工业者和资产阶级人士一道向群众发表演说，朗读讽刺诗，甚至号召人们去争取自由的斗争中要表现出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卡尔进中学的时候燕妮在这里快要毕业了。燕妮的家离学校很近，燕妮的弟弟埃德加尔比卡尔小1岁，他们又成为很要好的同班同学。 　　卡尔去威廉中学每天都要经过西梅昂大街，这是特利尔的主要街道，它从市中心穿过，一直延伸到特利尔广场。卡尔在穿过热闹的广场时，总是注意那像每个产葡萄的地区那样的居民样谈天说地，细心倾听他们对时政的议论，他宁可多走一段路，每天从燕妮家门口通过，同燕妮和她的弟弟一路去学校，又一路谈论他走在大街上、广场看到的和倾听到的一些事情。有时他同燕妮的弟弟不免有些争议，燕妮却常倾向卡尔这一边，卡尔的独到见解常使她肃然起敬，又不免要对这位小弟弟多看上一眼。就这样，每次的议论直到教室门口才能结束下来。 　　卡尔路过燕妮家时，燕妮的父亲总要亲切地唤卡尔一声，甚至要他进屋吃点什么好吃的东西，或要燕妮带给他路上吃，随着卡尔年龄的增大，愈见其求知心切、聪明而有天赋，顾问官越来越喜爱卡尔，卡尔也像尊敬父亲样尊敬他。星期天，威斯特华伦一有空，还去带卡尔到城郊的小山丘去散步，散步中，顾问官用英语和德语背诵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整章整章的叙事诗和莎士比亚的整场整场的戏。下回散步，卡尔会对慈爱的父亲般的顾问官复述一遍荷马的整章整章的诗歌和莎士比亚整场整场的戏剧来。 　　顾问官第一个向卡尔介绍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和他的观点，这些都激起了卡尔浓厚的兴趣。 　　校长维登巴赫这位自由主义思想者治校有方，他在卡尔入学之际加紧整顿学校秩序，大胆聘请几位知名的科学家和自由主义人士任骨干教员，其中的施泰宁就是位信任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数学教员。 　　维登巴赫是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康德的弟子，在年轻时代有幸与歌德谈过话。作为一名虔诚的康德、歌德主义者，他致力于用理性主义的精神和原则来治理学校和培养学生。校长维登巴赫还直接教卡尔的历史和哲学课程，卡尔又在他的历史和哲学课中“表现十分令人满意的勤勉”和特殊的爱好，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深邃的分析、独到的见解使维登巴赫惊叹不已。 　　1834年，卡尔中学毕业的前一年，特利尔发生“文学俱乐部”事件：一些自由主义者上街游行、宣扬理性和自由。维登巴赫所领导的威廉中学受到了搜查，没收了学生手里被禁的诗歌，逮捕了一个中学生，政府当局还提出要免去维登巴赫的校长职务。 　　听说当局要撤销维登巴赫的校长职务，学校反响强烈，卡尔和他要好的同学格拉赫和埃德加尔组织学生形成呼声和氛围。当局见维登巴赫在学校师生中威信如此之高，只好把学校的一个反动教员摩尔斯任命为副校长，由他在政治方面加强对学校的注意，通过他来扼杀和抑制这里师生的斗争精神和自由空气。然而，生活中自然的潮水是无法阻挡的…… 　　1835年9月，17岁的卡尔在这种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潮水中中学毕业了。他获得了校长、师生、家长都满意的优秀学习成绩。 　　卡尔·马克思“中学毕业证书”上写道： 　　一、操行：对待师长和同学态度良好。 　　二、才能和勤勉：该生才能优异，在古代语、德语和历史课方面表现了十分令人满意的勤勉，在数学课方面是令人满意的勤勉；只是在法语方面稍为勤勉。 　　三、知识和成绩 　　1.语言 　　（1）德语：语法知识和作文都很好。 　　（2）拉丁文：无需准备就能熟练、细致地翻译和解释中学选读的古典作品中比较容易的段落，经过适当准备或稍作辅导后，常常能熟练、细致地翻译与解释较难的读物，尤其是语言本身并不太难和所涉及的事物和思想内容都较难懂的读物。他的作文就内容而言，既富于思想，又对事物有深刻的了解，但时常过于冗长，在掌握拉丁文方面达到了令人相当满意的熟练的程度。 　　（3）希腊文：对中学选读的古典作品的理解，其知识和熟练程度同拉丁文不相上下。 　　（4）法语：语法知识相当好，略加辅导就能读较难的作品。口语表述方面达到了一定的熟练程度。 　　2.学科 　　（1）宗教知识：对基督教的教义和自诫相当清楚，能很好地论证；对基督教的历史也有一定的了解。 　　（2）数学：有丰富的知识。 　　（3）历史和地理：总的来说，具有相当令人满意的知识。 　　（4）物理：知识中等。 　　校长维登巴赫给卡尔的评价是：“思维丰富，文学结构严谨，然而有追求与众不同的形象用语的倾向。”学校考试委员会在他的“中学毕业证书”的鉴定上最后写道：“因此，本委员会衷心希望将由于得天独厚而获得应有的美好前程。” 　　传统习俗，中学毕业之际学生都要向校长和各位老师告别。副校长摩尔斯又是卡尔的希腊文和拉丁文任课老师，毕业时，卡尔拿到毕业证后，唯独不去与他告别。全校不去与他告别的只有两个学生，摩尔斯对卡尔这位希腊文和拉丁文功底十分出色的学生而不去同他告别，深感惋惜、怅然…… 　　1834年，卡尔高中毕业前的一年，特利尔人酷爱自由的热浪两次震动着全城。 　　1月12日，“文学俱乐部”设宴招待莱茵省议会代表。出席者当中有特利尔市长哈夫先生和与法国自由派关系密切的压古拉斯·瓦尔德纳，卡尔的父亲也是宴会筹备人之一，亨利希发表了为自由派思想辩护的演说。 　　1月25日，“文学俱乐部”的“卡季诺”成员举行成立纪念日活动，参加者用法语高唱《马赛曲》和《巴黎妇女歌》，象征革命的三色红旗在会场上受到鼓掌欢迎。参加人之一的布里克西乌斯在发言时指出了1830年革命的意义。 　　整个普鲁士还没一个城市敢如此放肆。柏林当局极为不快。他们谴责了特利尔的行政长官，“文学俱乐部”置于警察的严密监视之下。卡尔的父亲和几位教员被列入可疑分子名单，布里克西乌斯律师则遭司法追究。 　　特利尔这座“国际十字路口”的自由主义思想浪潮无不激荡卡尔青春年少纯清的心河。 　　卡尔寻求自由、理想的热血已开始激荡不已，但由于他正处于长知识、长智慧的中学生时代，他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功课的学习和钻研上，被抑控的热血无不在他的作文里一篇一篇的愈来愈滚烫地显现出来。 　　《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不应当算作罗马历史上最幸福的时代？》这是卡尔的一篇中学拉丁文毕业作文。卡尔在这篇作文中把奥古斯都和他的前一个时期作了详尽的比较。卡尔认为，前一个时期的早期是文化水平较低的时代，其特点是风俗纯朴和勇武好战，到晚期，国家便由于道德的堕落和暴政的出现而一蹶不振。 　　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尽管国家权力集中于元首一人，法律和制度也随着元首的命令而改变，但这时的人们，不仅在民政和军事方面表现出崇高的美德，而且还创造出灿烂的文化。因此，它是古代罗马最重要、最幸福的时代，卡尔写道：“奥古斯都所确立的国家我们认为是最符合他那个时代的国家。因为，如果百姓都柔顺亲密，讲究文明风尚，而国家的疆土日益扩大了，——那么统治者倒会比自由的共和政体更好地保障人民的自由。” 　　《根据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至第四节论信徒和基督的结合，这种结合的本质、绝对必要及其影响》是卡尔论宗教问题的一篇作文。按照《圣经》的说法以及当时流行的观点，上帝是万物的主宰，具有超人的力量；人们信仰上帝，并同基督结合，是为了肃清身上的罪孽，追求天国的幸福。年轻的卡尔此时还不可能用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观点来批判《圣经》，但是，他对社会流行的观点并不盲从，而是采取了批判和思考的态度，他没有从宗教本身去论述信徒与基督的结合，而是从道德方面进行了探讨。卡尔指出，人们对于宗教的信仰及其同基督的结合，是为了探索真理，追求正确的认识，排除利己主义的欲望，向往善良的美德，寻找真正的快乐。 　　古代最杰出的人物，如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人，力图做到与神结合。然而，只有通过神的启示，通过基督才有可能。因为基督能使人获得真正的道德，这种道德比斯多葛派更近情理，比伊壁鸠鲁主义更纯净、更深刻。 　　卡尔在《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这篇毕业论文里，意识到个人完善和崇高的途径，尤其是意识到“社会上的关系”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更加显出其思想的闪光。 　　卡尔认为，人比其他动物优越的地方，是人类能够选择适合于他自身完善及其发展的目标和行为。他说，人与完全依赖自然条件的动物不同，人总是力图借助于自由活动来驾驭某些条件。卡尔关于“自然活动”的思想观念，主要表述在职业选择的问题上。对职业进行一定条件下的自由选择，卡尔认为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因为每个人都有一定的思想、信念和目标，这种思想、信念等等能够越出一定的范围，进而考虑其他事物的存在。人类还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对某种信念作出冷静的分析，从而选择一种既符合世界需要，又符合自身发展的目标，同时卡尔又认为任何个人的自由活动、求知欲望和生活热情，都要受到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就在于任何个人都处在一定的自然和社会关系之中。譬如，个人首先要考虑自身的实际条件，包括身体素质和能力等，只有选择同自身相适应的自由活动，才能获得自身的发展和完善。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必须考虑他人和社会的进步。只有那些为着共同目标奋斗的人，那些为大多数人幸福而劳动的人，才是最伟大、最杰出的人物。卡尔在他的宗教论文中，也意识到他人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心要向着自己的同类和弟兄。 　　17岁的卡尔已经意识到，个人和社会是可以一致起来的，而且必须一致起来。他说，人们只有为同时代的人完善、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他还说，古罗马的奥古斯都是应当受到尊敬的，因此同奥古斯都以前的时代相比较，奥古斯都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和进步，包括文化的繁荣。因此，历史将永远怀念这样的人。 　　中学毕业在即，全班同学几乎都在谈论选择未来职业的问题。有的想当官，有的要经商，有的愿做医生，有的甘心献身宗教，有的则以投笔从戎为理想。卡尔却坦率地表达了自己选择职业的看法是：不论什么职业，任何时候也不能使其思想脱离具体行动，同时，任何时候也不能使其具体行动缺乏理智和思想。 　　卡尔把对职业选择的看法，一直当成自己生活的基本准则，并准备把自己献给崇高的事业。他说：“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的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为人类牺牲了自己。” 　　17岁的卡尔在《青年选择职业的考虑》毕业论文中是这样用他潇洒而又浓重的笔墨结尾的：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服务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任何沉重负担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得到的将不是可怜的、有限的和自私自利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亿万人，我们的事业虽然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发挥作用，当我们离开人世之后，高尚的人们将在我们的骨灰上洒下热泪。” 　　年轻的卡尔在中学时期就留下了如此铿锵的言辞，表现出他的思想才华和崇高志向。这志向虽然还不是具体的，但却是真挚的、纯朴的声音；虽然还不能说明人类生活的发展和变化，但却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追求和思索；虽然还没有高深的哲理，但却摆脱了个人天地而升华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他的理想就像黑夜里的星光，虽然还不能照亮前进的道路，但却给人以力量、以希望。正如他在一首诗歌中所说的： 　　假如有这么一股 　　汹涌澎湃的波涛， 　　向前奔，不绝滔滔， 　　奔向那险滩隘道。 　　向着我和我的渴望猛扑过来， 　　想把我摧垮、压倒， 　　后退——这事儿我才不干， 　　这字眼——我连看都不看。 　　为了达到目的， 　　我愿和风浪搏斗 　　甚至烈火的威风， 　　也会被我制服。 　　即使和我一起战斗的人， 　　一个个全都牺牲； 　　即使他们全都意志消沉， 　　对付任何力量我还是能够胜任！ 第6章 大学生涯(1) 　　1835年10月中旬的一天清晨，摩塞尔河的汽笛声早早地催醒了特利尔城的两户人家。一群人由西梅昂大街来到码头。 　　这是卡尔第一次远离特利尔，远离父母姊妹，远离家乡的亲人。燕妮也来到送行人的中间，她一只手搭在姐姐的肩上，一只手久久地摇着，卡尔看到了她的眼睛里发出的粼粼波光与河面的曙红映照着，又映照卡尔渐渐移动的方向…… 　　大帆艇沿摩塞尔河转莱茵河的轮船顺流而下，10月17日到达波恩。 　　波恩城不比特利尔大多少，这个城市的政治经济生活受着这所大学的七百多名学生的支配。这所大学使得波恩成为普鲁士莱茵省的精神生活中心。 　　卡尔遵从父亲的愿望读了法律系。 　　卡尔刚进校就表现出渴望通晓一切、了解一切的急切心情，注册的当天他就加入了波恩大学的特利尔同乡会。同乡会为避免当局的监视一般称作“啤酒俱乐部”，后又为满足自己对文学和社会活动的爱好，便成为一个以文学宗旨掩盖政治生活的组织。 　　卡尔对于各科知识的学习，一直勤奋用功，由于用功过度，他在波恩大学病倒过，因此，父母亲特别关心他的健康。根据以后频繁的社会活动和自身情况，卡尔也不得不减少一些选修课程。他在社会活动中如同他的功课学习一样的认真并也很快显出综合能力来。 　　很高的前额、浓黑的眉毛、炯炯有神的目光、轮廓分明的刚毅嘴形已无不充分显现出他已成为坚定、果断、热情奔放的成熟男子汉。 　　第二学期初，卡尔被波恩大学的特利尔同学推为同乡会会长。波恩大学丰富多彩、浪漫惬意的生活，卡尔更愿痛快淋漓地投入了。 　　“学生会”多为贵族子弟组成，这些贵族子弟在普鲁士政府的庇护下经常惹是生非，为所欲为，卡尔又对这些人不甘屈服。 　　一次，一位属于“波路希亚学生会”成员竟然动用刀剑欺侮特利尔的一个市民学员，卡尔一头扑过去，护着同学，用拳头同对方展开决斗，当他彻底制服了那位贵族学生时自己才发觉右眼一侧被对方的刀刺伤。 　　这里来自摩塞尔河畔葡萄酒乡的子弟都不愿戒酒，卡尔也不例外。一次他因夜里醉酒大肆喧闹被学校当局罚坐一天禁闭。友好的同学们都去探望他，结果他又同大家在禁闭室里开怀畅饮起来。 　　浪漫的校园生活更激发卡尔的文学创作欲，他后来又加入了一个叫哥丁根的诗人团体，积极参加一些政治和文学创作竞赛活动。 　　那次同贵族学生决斗后，他在《人的自豪》这首诗歌里，就表现出一种具有宽阔胸怀，决心以“火苗”和“行动”来摧毁旧世界的勇士精神： 　　面对着整个奸诈的世界， 　　我会毫不留情地把战挑， 　　让世界这庞然大物塌倒， 　　它自身扑灭了这火苗。 　　那时我就会像上帝一样， 　　在这宇宙的废墟上漫步， 　　我的每一句话都是行动， 　　我是尘世生活的造物主。 　　在《海上船夫歌》里，马克思把自己比作一个驾驭着汹涌波涛的水手： 　　我在与风浪搏斗中锻炼成长， 　　并不指望上帝来给我帮忙， 　　我扬起船帆信心满怀， 　　仰赖可靠的星辰引航。 　　在漫长的决死战斗里， 　　我浑身是喜悦的活力， 　　我充满了粗犷的热情， 　　我唱出了豪迈的歌声。 　　卡尔通过对社会的观察和了解，已开始认识到“旧制度是无法医治的”。他在创作幻想戏剧《奥兰尼姆》中，形象地指出，旧制度就是一条缠在人们身上的毒蛇，决不能对它表示温存，怀有幻想，而必须对它进行斗争，把它扼死。卡尔通过主人翁奥兰尼姆愤怒地高呼： 　　世界将在漫长的诅咒下崩溃， 　　我们双臂拥抱住这严酷的现实， 　　它就在拥抱着我时死去， 　　并永远沉没于虚无之中。 　　完全消失而不复存在—— 　　大概这就是生活！ 　　…… 　　世界看出这一切，它翻滚下去， 　　为自己唱着葬歌， 　　而我们这些冷酷的上帝的猿猴， 　　还在用充满激情的、火热的胸膛，来温暖着毒蛇，让它长大成形， 　　低下头来把我们咬上一口！ 　　浪漫的生活，出浪漫的作品。 　　卡尔还创作了幽默小说《蝎子和弗里克斯》等，并通过文学创作充实自己，弥补自己对亲人的爱恋之情。波恩大学两年学习里他竟然创作了一本献给父亲55岁寿辰的诗集，还创作了献给青梅竹马的女友——燕妮的《诗歌集》、《爱情集之一》和《爱情集之二》。 　　卡尔的诗作激情喷涌，攻击现实，情意融融，想到就写。他在写给父亲的一封信中对自己试作的抒情诗这样回答父亲：“对我当时的心情来说，抒情诗必然成为首要的题材，至少也是最愉快最合意的题材。然而，它是纯理想主义的；其原因在于我的情况和我从前的整个发展。” 　　十七八岁的卡尔，像一匹脱缰的马，和同学们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去戈德斯堡的“白马”酒店喝酒、游玩、舞文弄墨发泄…… 　　亨利希·马克思对卡尔在波恩杂乱无章活动和过大开销极为不安，在第二学期结束之前他作出最后决定，并已通过波恩大学行政当局，让卡尔转学去柏林继续学习。为了杜绝任何可能的不同意见，他明确表示：“这是我的决心！” 　　波恩的第一个学年飞快地过去了。 　　1836年夏天，卡尔回到了特利尔度假。 　　在同父母兄弟姐妹痛痛快快地欢聚一场后，卡尔来到了燕妮家。 　　“琳蘅，伯伯在家吗？” 　　“谁？呀，是卡尔吧？转眼成了好英俊的男子汉了。放假了吧？”顾问官从书房出来，好生高兴。 　　琳蘅见卡尔来了，却欢快地转身进入后花园。“放假了。来看伯伯。”卡尔又风趣地说：“邀伯伯散步，同伯伯谈猫捉老鼠。” 　　“哈哈，这小卡尔还真不错。如今大学生了还没有忘记伯伯。”顾问官拍着卡尔的肩膀，卡尔比他还略高些。 　　“今生没齿不忘呀！”卡尔豪爽真诚地笑了。 　　“真的吗？”燕妮说，她同琳蘅手牵手匆匆从后花园里进来。 　　“不忘！”卡尔又幽默地说：“当年被老鼠叼走的那几颗牙齿不也长出来了吗？” 　　“哈哈哈……”屋子里的人都笑了起来。 　　燕妮的父母要琳蘅倒咖啡、倒葡萄酒。 　　“呃，还不如到葡萄架上去吃鲜葡萄。”燕妮对琳蘅小声说一句。 　　像童年时的那阵子，燕妮深怕小卡尔离开一步，又把他引进了后花园…… 　　燕妮成了特利尔人公认的最漂亮的姑娘。双弦丹凤眼，柳叶眉，棕白分明的眸子汪汪地妩媚传情，微微上挑的薄嘴唇，和蔼的鼻梁，清晰率直的人中，高前额，一对富丽的耳，人字拉开前额棕色亮丽的发帘，头顶高高盘上发结，两圈金光照人的圈颈项链，袒胸露背的长挂裙，……这一切，真像经画家雕饰了似的一尊宫廷美神塑像。 　　卡尔一头乌黑的卷发上翻着波浪，嘴唇和两颊的一层毛茸茸的胡须，看起来比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要老成些，身着校服的卡尔真还有几分学者的风度。漂亮的燕妮和英俊的卡尔不再像童年时显出年龄差来，看上去是年龄相当的一对伉俪。 　　第一个学年的假期里，卡尔由燕妮、琳蘅陪着在花园里听鹧鸪啼鸣，听夜莺歌唱，但谁也不愿先说出自己心中要说出的话来。 　　“你同燕妮姐都坐着呗，由我来。”琳蘅不准他俩动手，从葡萄架上摘下来一串串紫透了的葡萄，放在葡萄架下的茶桌上。像贵宾般地安顿着卡尔，连摘一串葡萄也深怕劳累了他。 　　“琳蘅，一块来吃。”留在卡尔记忆中的那件燕妮的衣服穿到她的身上了，这位农家姑娘也是那样可爱。卡尔将一颗剥了皮的葡萄先塞进了琳蘅的嘴里，花园里一片爽朗的笑声。 　　卡尔同燕妮隔着圆桌面对面坐着。这时，他们的相视，目光都和以前大不一样了。 　　琳蘅心里为燕妮姐暗自高兴，她悄悄地离开了圆桌，离开了花园。 　　“吃吧！”卡尔把剥了皮的葡萄果一颗颗往燕妮的嘴里塞，“你还记得小时候吗？都是你往我的嘴里塞。” 　　“怎么不记得，那时你一顿可吃好多哩！”说着，燕妮也将一颗剥了皮的水汪汪的葡萄塞进卡尔的嘴里。她不由又要打量一下花园里通往家里的后门—— 　　“你怕你爸妈和琳蘅他们笑话吗？” 　　“琳蘅早知道了，我早就告诉了她，家里人我谁都不怕，只怕我哥，怕他带人来。”燕妮说着低下了头。 　　“一个人要怕一个人干什么？你哥不就是在普鲁士当了官吗？”卡尔轻蔑地说，转念又问：“呃，为什么要怕他？” 　　“他给我介绍过几个大少爷。” 　　“那么，你的感觉呢？” 　　“我谁都看不上。”燕妮低头看自己纤细而又像葡萄样嫩汪汪的手指头。 　　“那你看得上谁呢？”卡尔要顺藤摸瓜。 　　“你说呢？”燕妮反问，又刷地羞怯地说：“我只看得起我自己。” 　　“我怎么知道你看得上谁？”卡尔佯装着问，“我要是能钻进你的脑袋和肚子里就好了，我就会知道你真正喜欢谁。” 　　“那，你就钻进去呗。”燕妮哧哧笑着说，看了一眼卡尔，很快地耷拉着头，羞红了脸。 　　卡尔瞧她的头发：“那柔软的比任何玩具都好玩的一对小发辫……” 　　卡尔算是已摸着了“瓜蒂”，他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他接着滔滔不绝地就给燕妮讲述他在大学里当同乡会主席的事，讲常带大伙去“白马”酒店喝酒消愁，谈论政治，甚至去讨伐学校那些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的贵族子弟。 　　于是，卡尔也就回答了她关心过的他右眼旁一线小疤痕的故事。 　　“我知道你勇敢，但还得多长智慧，千万要注意保护自己，没有身体，还能有什么？” 　　燕妮说着，脸上露出担忧的形色来，她又瞥了一眼家里的后门，对卡尔说：“你过来，给我看看你那伤疤。” 　　卡尔向她伸过头来，燕妮那软绵绵的手指揉着那小小的隐约的疤痕，真像要把疤痕轻轻拭去。卡尔体验出通过那手指头传过来的一脉电流。“你还记得小时候吗？一次搞游戏把手足都划破了。”燕妮一边嗔怪地说。 　　“怎么不记得，这不是你的白手绢吗？我一直带在身上。”卡尔从口袋里掏出手绢，一块折叠得方整熨贴的手绢。 　　“好香啊！”燕妮打开手绢，将手绢缚在鼻子上……最后又把手绢按原来的折痕小心地折叠起来，交给卡尔，说：“只不过已成了一块花手绢了。” 　　“嗯，这是血的花。”卡尔庄重地说，又若有所思地喃喃自语：“有一天，普天下受压迫的劳动者都自己觉醒起来，用自己的鲜血树起一面旗帜，建设比圣西门更理想的社会……” 　　卡尔正是以他那非凡禀性的魅力、丰富的想象、深邃的智慧、博大的胸怀和不为一般男人所具有的刚毅的气质，而使燕妮这位倾城的美女倾倒的。 　　比卡尔大4岁的燕妮不仅是以她秀丽的容颜赢得卡尔的爱慕，她的文化素养、聪颖贤慧、高尚善良都是卡尔的意中人。 　　燕妮这时却还不知道，卡尔已为她在波恩熬过了不少夜晚，写过了不少向她倾吐衷肠的情书恋歌哩…… 　　卡尔也并不十分清楚，这特利尔甚至于普鲁士府内有多少富贵子弟、公子少爷前来登门求婚，向她倾吐爱心，然而都被她一一婉言谢绝了。 　　卡尔没有财产，又不是显贵，还是一个没有固定职业的大学在校生，尚不明将来的前程如何……？这一切，燕妮都清楚，可孩提时卡尔身上的一种无形的美的东西钳制着她，似乎自己只有同卡尔在一起，今生今世才会幸福，那么就是将来吃苦受折磨也是一种 第7章 大学生涯(2) 　　他们久久地将视线交织融会在一起，心里翻滚着……，每天就这么相视呆呆地坐着，不吃不喝，也是一种最大的满足。 　　暑假的又一天，也在这个花园里，那却是夜莺歌唱的时候，卡尔拉着童年时代很不一样了的燕妮姐的手，紧紧地握着，柔和而低声地对她说： 　　“我们相爱吧？秘密地相爱？” 　　燕妮把卡尔的手放到了自己的唇边，以示回答。 　　这时，他们都通开了心里的窗户。 　　银盘的月亮把夜晚照得如同白昼，燕妮轻捷地走出葡萄架，躲进了花园里的灌木花丛中，引卡尔捉迷藏，追那童年的梦…… 　　卡尔扑进了花丛中…… 　　就在这时候，他们私自面对满盘银月订婚承诺，只要活在人间，终生结合在一起。 　　这年暑假，卡尔和燕妮私自订下了婚约，可是，这对情侣当时仅把他们的决定告诉了卡尔的父亲，因为他们难以相信会得到其他亲属的理解和同意。 　　父亲对孩子还这么年轻，刚开始接受高等教育就决定自己的命运同一个许多人追求的达官贵人的美女连在一起，内心忧虑重重，深感不安。但是，他又不能不表示同意，因为他清楚，卡尔的决定是不易动摇的。 　　暑假后，卡尔遵从父亲的安排从波恩转学去了普鲁士的首都大学——柏林大学继续读书。 　　这次去柏林，不像一年前去波恩那样高兴，那时他是怀着打算去征服整个世界的中学生的热情，兴高采烈的离开的。 　　卡尔坐在普通的邮车里，经过七天的旅程，神情忧伤，闷闷不乐，留下了未婚妻在特利尔，她会受到各方面的困扰；柏林那么遥远，一别又将是数年……卡尔心头有一对矛盾冲突：一是要读书学习，要取得成绩；另一方面是不愿和心爱的人分离。在必须获得生存条件和不可避免别离的矛盾他念念发誓：要调集自己的仅有的能耐服从自己的意志。 　　1836年10月22日，卡尔到达柏林。他同时下定了决心要埋头于科学和艺术的学习，选修了法学和人类学。 　　卡尔在这里除了三门正规听课的课程以外，还阅读学者的专著，作笔记、写诗，注意加强自己多方面的修养。为了更好地理解自己、清理自己的思想，他常作深入的自我解剖，一边写一边思索。 　　这个方法的一直运用，充分调动自己的能耐，非凡的工作能力使自己能够一下子干好几件事，他能同时阅读和分析许多著作，作摘记，把脑子里随时出现的思想和计划记下来，并且还给燕妮写诗。 　　这年年底，燕妮收到了他的三本诗集，上面的题词是：“献给我亲爱的和永远热爱的燕妮·冯·威斯特华伦”。 　　燕妮，笑吧！你定会觉得惊奇： 　　为何我的诗篇只有一个标题， 　　全部都叫做《致燕妮》？ 　　须知世界上唯独你 　　才是我灵感的源泉， 　　希望之光、慰藉之神。 　　这光辉照彻了我的心灵， 　　透过名字就看见你本人。 　　卡尔献给燕妮的诗集既是爱的幻想曲，也是爱的思念曲—— 　　我用迷恋幻想的这支巧手， 　　编织一幅旋律绕空的罗纱， 　　让我飞向那心爱的远方， 　　用轻纱把我的燕妮披上。 　　思念比天上宫殿还高， 　　比永恒的天地更久长， 　　比理想国还更美妙， 　　忧心似海，深胜海洋。 　　他又把爱情、理想和志愿结合在一起： 　　我幻想使心中雄伟的歌声 　　响彻全世界，洋溢着长空， 　　为了获得光辉的荣誉， 　　向精神堡垒发起猛攻。…… 　　我要向那茫茫苍天问讯死亡。 　　我能在那儿找到什么？真是荒唐！ 　　我应当达到成熟完善， 　　像火炬自身迸发火光。 　　如同卡尔一样，燕妮也对自己的恋人无限思念，含着泪水读完一封封“情书”，或干脆掩嘴哭一场。她在信中激动地写道： 　　“——亲爱的卡尔，如果您现在能和我在一起，如果我能偎依在您胸前，和您一起眺望那令人心旷神怡的亲切的谷地、美丽的牧场、森林密布的山岭，那该有多好啊！可是，啊，您是那么遥远，那么不可企及，我的目光徒然把您寻觅，我的双手徒然向您张开，我以最柔情蜜意的话语徒然把您呼唤。我只得在您的爱情的无声的信物上印上热烈的吻，把它们代替您紧贴在心房，用我的泪水浇灌它们。” 　　“您的形象在我面前是多么光辉灿烂，多么威武堂堂啊！我从内心多么渴望着，您能常在我的身旁。我的心啊，是何等喜悦和欢快的为你跳动；我的心啊，是何等焦虑和不安地在您走过的道路上盼望着、期待着。” 　　“我越是沉湎于幸福，那么，一旦你那火热的爱情消失了，你变得冷漠而矜持时，我的命运就会越可怕。卡尔，你要看到，由于担心保持不住你的爱情，我失去了一切欢乐。” 　　卡尔这位刚强的男子汉流下了眼泪，他把泪水流在稿纸上，又匆匆写上： 　　燕妮！我可以大胆肯定， 　　我们相爱着，心换了心， 　　炽热的心啊在一块儿跳动， 　　它们的浪潮奔腾汹涌。 　　因此，我轻蔑地把手套 　　掷向世界的宽大脸庞， 　　渺小的巨人呻吟着轰然跌倒， 　　但我的火焰不会被它的残骸灭掉。 　　我要像神那样胜利地， 　　巡视废墟的国土， 　　我的每句话都是火焰和行动， 　　我的心胸有如造物主的怀抱。 　　我再也不能安静地研习， 　　那有力地吸引着我的东西， 　　我再也不能得到恬适和安静， 　　我的生活将不停地沸腾。 　　卡尔把爱情都倾倒到学习上去了。 　　时钟已经敲响了2点，夜间死一般寂静，只有那古老的调节时间的钟摆嘀哒嘀哒地响着。他小心地伸了伸深怕嘎然折断的腰肢，当看到手指上“心上的燕妮姐”送的戒指，不由本能地摸摸口袋里的“花手绢”……忽然记起有两天没有给燕妮写信了，她一定在远方非常地想念着…… 　　他从装有精致的信纸的箱子里拿出一大张崭新的信纸给燕妮写信。 　　就寝时已是清晨4点钟了。他觉得疲乏，眼睛发花，额头发热。 　　第二天，他高烧40度，不能到大学去听课，在床上躺了几个星期，慢慢才从精力耗竭的状态中休养恢复元气。 　　卡尔又一次思忖着作出决定：为了集中精力扑到已爱上的希腊哲学史的研习上去，不再给燕妮写诗，换用一种省时又珍重的新方式。 　　一天，卡尔很快给燕妮编选成一部民歌选集。精装8开本，亲手设计。黄绸的封面上带有红色的玫瑰花，这象征着他对燕妮的爱情像红色的玫瑰那样光辉闪烁、热烈温馨。他在反复寻找之后，才在菩提树大街找到了一家装订社。 　　当他翻阅诗册的时候，也不由使他惊异：诗册里竟然没有他自己写的一首诗歌，他喃喃自语：“这些诗歌比我的好些，如果别人的诗句是绝妙好词的话，为什么还要用我自己的诗去表达我的爱情呢！” 　　他的指头抚摸着黄色的绸绢，燕妮的形象就浮现在他的眼前，近年来她长得更美丽了。他想到上学期末的假期中和她的一次谈话，想到同燕妮的母亲发生的争执。 　　他低声说道：“不会的，我们不会分开的。” 　　他细心地把书包好，并附了一封信，写了许多心里话，然后匆匆跑到邮局寄出，一路上，他哼着欢乐的歌曲。 　　研习功课还要研究爱情的矛盾，使他心烦意乱，过度兴奋和狂热进行精神探索的时期是卡尔在常人很难出现发展进步的非常时期，因为这个时期使他对世界有了新的看法，使他达到了远远超出他的年龄的成熟程度。 　　1837年11月10日，卡尔在给父亲的信中是这样汇报和安慰父亲的。 　　亲爱的父亲： 　　生活中有着这样的时刻，它给已经消逝的时光立下一块界碑，但同时又明确地指明生活的新的方向。 　　在这种继往开来的时刻，我们感到不得不用思想的锐眼来观察过去和现在，以求达到认识我们现实的境地。世界历史本来也确实喜爱作这样的回顾，把目光投向过去，这常常赋予它一种倒退和停滞的假象，而实际上它只不过坐在靠椅上，为了理解自己，从精神上洞察自己的精神的活动。 　　但在这样的时刻，个别的人往往柔情满怀，因为任何一种转变部分地是优美的绝唱，部分地是伟大新诗篇的序曲。这种新诗篇力求赋予正在消失的丰富多彩的色调以牢靠的形式。然而我们倒想给已经一度经历过的东西树立一座纪念碑，以使它在我们的感情中重新赢得它在我们的行动中已经失去的地位…… 　　所以，当我在这里度过的一年行将结束，回顾一下其间所经历的各种情况，以便回答你，我亲爱的父亲，从埃姆斯寄来的那封极其亲切的信的时候，请允许我像考察整个生活那样来观察我的情况，也就是把它作为在科学、艺术、个人生活全面地展示出来的精神活动的表现来观察。 　　当我离开了你们的时候，在我面前展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爱情的世界，而且起初是极其热烈的、没有希望的爱的世界，甚至到了柏林去旅行我也是淡漠的，要是在别的时侯，那会使我异常高兴，会激发我去观察自然，还会燃起我对生活的渴望。这次旅行甚至使我十分难受，因为我看到的岩石并不比我的感情更倔强、更骄傲，广大的城市并不能比我的血液更有生气，旅馆的饮食并不比我所抱的一连串幻想更丰富、更经得消化，最后，艺术也不如燕妮那样的美。 　　到了柏林以后，我断绝了从前的一切交往，有时去看人也是勉强的，只想专心致志于科学和艺术…… 　　但是写诗可以而且应该仅仅是附带的事惰，因为我应该研究法学，而且首先渴望专攻哲学。这两门学科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所以一方面，我读了——不加任何批判地，只是按学生的方式——海奈克齐乌斯和蒂博的著作以及各种文献（例如，我把罗马法全书头 　　两卷译成德文），另一方面，我试图使某种哲学体系贯穿整个法的领域。我在前面叙述了若干形而上学的原理作为导言，并且把这部倒霉的作品写到了公法部分，约有三百印张…… 　　在实体的私法的结尾部分，我看到了全部体系的虚假，体系纲目近似康德的纲目。而执行起来却完全不是那样。这又一次使我明白了，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这样我就必须怀着我的良知重新投入她的怀抱…… 　　在做这种种事情的时候，我在第一学期熬过了许多不眠之夜，经历了许多斗争，体验了许多内心的和外在的激励。但是这一切都没有使我大大充实起来，不仅如此，我还忽视了自然、艺术、整个世界，跟朋友们也疏远了。这似乎连我的身体也有反映了。一位医生劝我到乡下去，于是我第一次穿过整个城市，来到通向施特拉劳的城门前。 　　卡尔的这一兴趣和行动让父亲大为吃惊。父亲这时已疾病缠身，收入减少。他担心儿子的政治倾向会危及以后的职业前途和家庭生计，从而也妨碍跟燕妮的迅速结合。他回信批评卡尔，反对他放弃法律专业专攻哲学。 　　然而，未来的儿媳却十分支持他儿子的事业的政治态度。燕妮抛开婚姻大事的顾虑，违反双亲和公婆的旨意，坚定地站在未婚夫的一边。卡尔给父母的信中转达燕妮的态度时说：“正如我唯一心爱的燕妮所写的那样，这些顾虑在履行神圣职责中会全部消失。” 　　卡尔对哲学研究的浓厚兴趣得到了未婚妻的理解和支持，未婚妻还表明她要阅读黑格尔的著作，希望能熟悉未婚夫所要钻研的那些东西，按他的兴趣来生活…… 　　燕妮一封又一封的信使他兴奋得彻夜不眠，如痴如醉地钻进了哲学的大厦魔宫…… 第8章 哲学的魅力 　　卡尔在选定专攻哲学之前，为了迎合父亲的意愿，又适合自己的口味，苦苦地作了一段漫长的旅行。 　　他很早在中学作文中就把个人和社会紧密结合起来，在大学学法学时又试图把理想与现实结合起来，并置于科学的基础上。卡尔在学习法学和哲学中，将法学和哲学在“应有”和“现有”的对立中统一起来，把法学同哲学结合起来，写出了三百多页的“法哲学”著作，力图创造新逻辑体系。 　　可是，我们听卡尔的反省： 　　“我这个不知疲倦的旅行者着手通过概念本身、宗教、自然、历史这些神性的表现从哲学上辩证地揭示神性。我最后的命题原来是黑格尔体系的开端，而且由于写这部著作需要我对自然科学、谢林、历史作某种程度的了解，我费了很多脑筋，而且写得非常[……]（因为它本来应当是一部新逻辑学），连我自己现在也几乎想不起它的思路了，这部著作，这个在月光下抚养大的我的可爱的孩子，像欺诈的海妖一样，把我诱入敌人的怀抱。” 　　这次哲学尝试的失败，使他感到苦恼，三百多页的著作被他丢进了废纸篓。 　　茫然之中，卡尔一时又对戏剧和文学的爱好萌发强烈的欲望。打算去柏林在鲍威尔和普藤堡的协助下办一个美学批评杂志，书商拒绝了他。又想将自己的诗歌收入夏米索主编的《诗歌年鉴》中，收到的却也是“作品不能采用”的复信。 　　“燕妮来了信，未婚妻来了信，一封，又一封……，她支持我专攻哲学，她说按我的爱好和生活兴趣去生活……” 　　卡尔高兴地跳起来，这时才真正抛开父亲要自己成为大法学家的愿望，钻进了哲学魔宫。 　　于是，中学的第一篇论文所提出的问题总是又像走马灯一样在脑海中萦绕着： 　　为什么世界上人类的生活不好？ 　　为什么许多人贫困和痛苦？ 　　为什么人要作那些和自己不相干的事？ 　　为什么人们不为自己作工？而替他人打工？…… 　　卡尔把自己关进了威廉大学（柏林大学）很近的米特尔街61号的一间简陋的房子里，日日夜夜埋头读书，想无论如何要向整个社会回答出他一直放心不下的问题。 　　房东很满意卡尔这样的住客。虽是年轻人，生活上从不打扰他。来柏林后，卡尔不再聚客酗酒，也不像其他一些大学生晚上常常深夜才回家。房东主人喜爱常来看看他，和他谈笑，有意调节他沉闷的学习气氛。 　　有一次，他走到马克思的房门前，正钩着指头想敲门，他的眉毛忽然竖起来，睁圆疑虑的眼睛，侧着头，用心地听。 　　房门里面传出奇怪的声音，像是在敲墙壁，打地板，又像是在怒骂什么似的。 　　房东主人向前伸着头、弯着腰，从锁洞里看进去—— 　　只见卡尔的脸色也变了，从桌上抓着一些书向四下里抛，书被掷到地下，像扇子一般，一页一页地打开…… 　　房东刚想抽转身来，门忽然哗啦一声打开，房东的额上碰出了一个大包。 　　卡尔怒气冲冲地跑出来，口里一边骂着，一边走到院子里去。 　　房东揉着头蹲了一会，然后站起身来，马上向街头跑去。 　　过了些时候，房东带一个医生回来。他们商量几句，两人才走进院子。 　　卡尔用两手捧着头，坐在苹果树下，身子左右地摇。 　　医生小心地走过去，坐到卡尔的旁边。 　　房东极力屏住自己的呼吸，靠着苹果树站着。 　　“今天的天气真好！”医生温和地说。 　　卡尔用乌亮的眼睛看了看医生，又转过来看房主人那个胆小可怜的样子，微微地笑了笑。这一笑，他那沉重的黑脸更加骇人。 　　卡尔黯然地说：“你以为我是疯了——可不是哩！怪我的头脑太清醒，能看清我读过的书里所有一切的糊涂、瞎说。” 　　他又气愤地说：“不合我们理智的书都是废书。遗憾的是这样的废书太多了，简直无法忍受！” 　　卡尔突然拉着医生的手，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很兴奋地问道：“当你周围尽是贫困和苦恼的时候，你能很安然地过活吗？” 　　不等医生回答，卡尔已从长凳站起来，散乱着头发，滔滔不绝地说开了。 　　他述说他一人在那堆满了书籍和他自己的记录抄本的房间里，夜里睡不着觉，还说他，怎样要在这些书里寻找他的问题的答案，但是找不到，和他以后怎样愤怒怨恨这些书籍等等。 　　医生点头表示同意，趁着卡尔说话的间歇里插上一句，提议他回房里去。 　　医生用心诊察了他的身体，板着很庄严的面孔，说道：“呵，你过分地损害了你的健康，要知道，你一定要首先保重治疗你自己的身体，然后才能援救你要援救的人。” 　　医生给卡尔开了一些必要的药，同时嘱咐他绝对严格地安静休养一段时期。 　　卡尔听从医生的吩咐、劝告，暂时搬到柏林附近一个清静的渔村里。 　　离开他那“隐士的小房间”，搬到了施特劳拉住下。 　　风景如画的小渔村位于施普雷河的右岸，亨利希·海涅说，这条河“涤荡灵魂，冲淡茶水”。 　　在这里，他渐渐将他的思想整理出头绪来，发觉自己不应该是那样空空地气愤，首先一定要将哲学研究好，然后来摸索生活中一切不合理的原因，再想办法去消灭它们就比较容易了。凭几个月的工夫，这是做不到的事。……他有时同渔民打鱼，有时同村民上山打野猪，待身体强健了些，才回到柏林大学。 　　在农村的环境里恢复体力和精力期间，卡尔却开始了静心“从头到尾读黑格尔的著作，也读了黑格尔大部分弟子的著作。” 　　卡尔过去读过黑格尔著作的片段，但黑格尔的晦涩难懂、离奇古怪的表达形式使他不太感兴趣，他比较喜爱康德和费希特的著作。 　　可通过一段时间的研究，他意识到康德和费希特不能帮助他解决理论探索中的难题，不能回答现实生活中的矛盾。 　　小渔村里，一家农户的窗口，卡尔挑灯夜读，再次钻进黑格尔那晦涩难懂的表达形式之中，寻找哲学的瑰宝…… 　　于是，兴奋之余，卡尔的题为《黑格尔》的短诗又出现在他的诗箴上： 　　发现了最崇高的智谋，领会它深邃的奥秘， 　　我就像神那样了不起，像神那样披上晦暗的外衣， 　　我长长地探索着，漫游在汹涌的思想海洋里， 　　在那儿我找到了表达的语言，就紧抓到底。 　　…… 　　康德和费希特在太空飞翔， 　　对未知世界在黑暗中探索， 　　而我只求深入全面地领悟 　　在地面遇到的日常事物。 　　卡尔终于从黑格尔的著作中找到了辩证法的奥秘，思想豁然开朗。黑格尔的辩证法认为，一切都互相联系，一切都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中，都由低极向高级发展，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万古长存的东西，旧事物必然被新事物代替，事物发展的原因是内在的矛盾。卡尔被黑格尔辩证法深深地吸引住了。他开始发现他原先的观点和方法不对。他说：“开头我搞的是我慨然称为法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也就是脱离了任何实际的法和法的任何实际形式的原则、思维、意义，这一切都是按费希特的那一套，只不过我的东西比他的更现代化、内容更空洞而已。……在生动的思想世界的具体表现方面，例如：在法、国家、自然界、全部哲学方面，情况就完全不同：在这里，我们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决不应任意分割它们；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展开，并且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统一。” 　　一天，卡尔相遇了士官学校的地理教员鲁滕堡，他也来到小渔村散步。 　　他们谈起黑格尔哲学来非常投机，鲁滕堡对这位还只19岁的人肃然起敬。他向卡尔介绍了首都的一个自由派知识分子聚会中心——“博士俱乐部”，卡尔被他欣然推荐加入了这个柏林精神生活的活动圈子。 　　卡尔在小渔村养病整整度过了一个夏天，回柏林大学后就很快走进了“博士俱乐部”的生活。 　　在“博士俱乐部”里，卡尔是最年轻的一个，大多数人的年龄比他大十多岁。活动中常常可以遇到有才华的教授、讲师、新闻工作者、作家、律师，以及戏剧表演家、戏剧批评家和文学批评家，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是黑格尔的学生和崇拜者。 　　俱乐部成员定期在一家咖啡馆聚会，咖啡馆在耶戈尔大厅和夏洛丹大街的交叉路口上，正对着一座剧院，从大学来只需步行5分钟，因此，大学生、教师、评论家到这里聚会特别方便，在这里还可以读到在其他咖啡馆的店主所不准备的报纸和政治书刊。 　　那里的四壁总是糊成红颜色的“红厅”是当年咖啡馆的中心，它一直又是他们聚会的中心场所，也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们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激烈辩论的主要讲坛。 　　“红厅”自然成了卡尔最活跃的地方，开始，前来聚会的人对卡尔的年轻投以藐视的眼光，认为他是谈不出什么见解的。 　　卡尔每次在发言之前都要站起身，在室内踱几步，沉思地把他的食指按在唇边，然后，就激昂陈词： 　　“只要还有一滴血在哲学的、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心脏中跳动着，哲学就永远会像伊壁鸠鲁那样向着它的反对者喝道：‘那摒弃庸众听信的神灵的人，不是不敬神灵的人；那附和庸众关于神灵的意见的人，才是不敬神灵的人。’”…… 　　这时，连“博士俱乐部”的主要领导人、柏林大学的神学讲师鲍威尔也向这位年轻的小弟弟报以热烈的掌声，立科中学的历史教员卡尔·科本感叹地说：“这才是从自己心中说出来的。” 　　往往在这使卡尔最激动的夜晚里，他又会提笔立即给父亲和燕妮写信，告诉他们他在博士俱乐部的事情和目的。“这里在争论中公开了很多对立的意见，并且我总是紧紧地盯住现代世界哲学。” 　　当时的黑格尔学派已分成了左右派。右派称老年黑格尔派，他们用基督正统思想来解释黑格尔哲学。左派称青年黑格尔派，他们坚持黑格尔的辩证法，从黑格尔哲学中作出无神论和反对专制统治的结论。卡尔赞成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和政治观点。 　　卡尔往往有意这样发起频繁而激烈的争论，使自己的思想能与那些杰出朋友的思想进行比较，渐渐，这位俱乐部中的“小弟弟”有了中心位置。主要领导人布鲁诺·鲍威尔也成了卡尔的忘年之交。 　　卡尔在“博士俱乐部”中得到了多方面的锻炼，成了青年黑格尔派中印象最深的一个，以致在他离开柏林之后人们还在经常谈论他。 　　1841年9月，恩格斯到柏林服兵役，在柏林大学旁听哲学课。当时卡尔已离开柏林，恩格斯从青年黑格尔派的朋友的介绍中了解了卡尔，在他与埃德加尔·鲍威尔（布鲁诺·鲍威尔的弟弟）合写的一首长诗中对这位特利尔青年的英勇气概作了生动的描写： 　　是谁跟在他（布鲁诺）的身后，风暴似地疾行？ 　　是面色黝黑的特利尔之子，一个血气方刚的怪人。 　　他不是在走，而是在跑，他是在风驰电掣地飞奔。 　　鹰隼般的眸子大胆无畏地闪烁， 　　他满腔愤怒地举起双臂， 　　仿佛要把广阔的天幕扯到地上。 　　不知疲倦的力士紧握双拳， 　　宛若凶神附身，不停地乱跑狂奔！ 第9章 23岁的博士(1) 　　卡尔又在给父亲写信，告诉父亲在“博士俱乐部”发生的一些新情况、自己思想上的新进步…… 　　然而，这时却一声炸雷劈顶—— 　　“卡尔，你爸爸——，你爸爸去世了。” 　　刚强的卡尔撕心裂肺地抽泣，泪水倾注在没有给父亲写完的那封信上……“爸爸——” 　　1838年1月，父亲卧床难起。 　　2月10日，父亲艰难地把几句话加到母亲写给卡尔的信上面。这时的父亲感到自己的死期临近，他语重心长嘱咐儿子，要过有条理的生活，节约开支，因为父亲再也没有以前那样的收入了。 　　此之前的1837年夏日，卡尔把法哲学尝试失败中的茫然一时倾注入文学创作之中，在父亲10月的生日里，卡尔把自己创作的《多兰涅姆》命运悲剧第一幕和讽刺小说《菲里克斯》及一些诗歌作为献给父亲生日的纪念。 　　父亲写在母亲信上几句话后的3个月，年仅55岁的父亲，悄然离开了远在柏林的卡尔。 　　卡尔回家办完父亲的丧事后，遵父亲的遗嘱，不要影响学业，很快回到柏林大学。他含着泪花又一次端详着带在身边的父亲那张老式银版照片……心里有什么事，再也没有向父亲讨教的机会了，物质生活上开始恶化。母亲独自肩负起七个子女的重担。这时小弟弟爱德华又死于肺病。 　　父亲一死，卡尔完全放弃了法学，专门从事了哲学研究。母亲不能理解，卡尔为什么这样倾心于“对生计毫无益处”的哲学研究活动？燕妮却如此支持他？加上母亲对卡尔找上燕妮这个未婚媳妇总有“被贵人家瞧不起之嫌”，母亲对卡尔更加淡漠了。 　　卡尔先想到通过在波恩大学任教的朋友鲍威尔的帮助获得一个职业，可以同燕妮结婚，并摆脱不和睦的家庭关系。可由于朋友的激进，鲍威尔越来越在大学里受到反动政府的攻击，自己的地位也很不稳固了。 　　直到1841年初，卡尔和家庭发生重大争执的情况下，母亲拒绝今后给他物质上的帮助，卡尔才不得不匆匆结束了学业，并把自己的哲学著作作为一篇《博士论文》，于4月4日匆匆寄往耶鲁大学。 　　《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采用浪漫主义的写作方法，并且按照黑格尔的逻辑意识，着重考察了精神和世界的关系问题，以独特的思维和敢于向“天体”挑战的气概反映出自己崇尚自由和无神论的思想。 　　《博士论文》的第一部分阐述了研究古希腊哲学、尤其是伊壁鸠鲁哲学的基本目的，以及论述各个时期的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对伊壁鸠鲁哲学的看法，进而说明了伊壁鸠鲁哲学和德谟克利特哲学的一致性。论文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学说，指出它与德谟克利特哲学的区别在于：原子的偏斜；原子的质量性；原子作为本原及其可分性；原子世界的时间性和过程性等等。伊壁鸠鲁还用原子学说解释了天体现象，卡尔在附录中进一步阐述出伊壁鸠鲁哲学的无神论性质。 　　耶鲁大学哲学系主任已赫教授看完这篇论文后，感到十分满意。他在4月13日就把这篇论文转给了评审委员会，并附有这样的评语： 　　“谨向诸位推荐特利尔的卡尔·亨利希·马克思先生这位极有资格的候选人。……该博士论文证明该候选人才智高超，见解透彻，学识渊博，本人认为该候选人实应授予学衔。” 　　申请者的优点如此明显，因此大学就没有对卡尔再进行考试了，于1841年4月15日就授予卡尔哲学博士学位。 　　免除了考试，破格得到了哲学博士学位，卡尔高兴得说不出话来。他拿出父亲的照片，让父亲“躺”在他的博士学位证书上，默默地告慰父亲…… 　　丰富的知识和长久的思考，使卡尔对世界有了新的更清晰、更准确的认识，他有了博士学位证书，更牢固了他大胆的信念，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卡尔仍像童年时代一样，把普罗米修斯尊奉为争取自由的伟大英雄。 　　23岁的卡尔带着《博士论文》和博士学位证书，满怀信心，昂首阔步地回到了特利尔城。现在他应有充足的理由提出与燕妮结婚了，并能够向等待着的燕妮表明，他真的像父亲在一封信里劝告他的那样，已经成了一个“值得世界尊敬，并且知道如何赢得世界尊敬的人”。 　　1841年4月中旬，卡尔结束了大学生活，开始走向社会。 　　回到特利尔，卡尔，他已不再是空着手踏进未婚妻的家里了，而是带着上面题有献给未婚妻父亲的题词的《博士论文》的一份厚礼来的—— 　　卡尔在《博士论文》上恭恭敬敬地写着： 　　献 给 　　敬爱的父亲般的朋友 　　政府的枢密顾问官 　　特利尔的 　　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先生 　　借以表达子弟的崇敬之意 　　卡尔还在《博士论文》的献词中写道： 　　希望一切怀疑理念的人能够像我一样幸运地赞扬一个富于青年力量的老年人，这位老年人以对于真理的热情和严肃态度来欢迎时代的每一种进步；他并且充满了令人深信的、光明灿烂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只知道能激发起世界上一切心灵的真理；他从来不为倒退着的幽灵所拖曳着的阴影所吓退，从来不被现代的乌云密布的昏天暗地所惊倒，相反的，他永远以神灵般的精力和刚毅坚定的眼光通过一切风云变幻而透视那在世人的心中燃烧着的化日天光。您，我的父亲般的朋友，您永远是我的活生生的证据，显明地证明着，理想主义不是幻想，而是一种真理。 　　卡尔把《博士论文》亲自送到燕妮父亲的手里。 　　顾问官对眼下这位年轻的博士投以称赞的目光，这目光丝毫没有了当年“老鼠叼走牙齿”的嬉戏，也不失“猫与老鼠”之说的那份敬重，然而，这位自幼影响卡尔并一直被卡尔热爱尊敬的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丰富学识的人也无法去摆脱家庭世俗观念，顾问官对卡尔的哲学博士学位的前景也深感茫然和担忧。 　　燕妮与卡尔已订婚整整5年，当卡尔获取博士学位证书时，双方家庭还仍然反对，都借故卡尔没有“自立”，再次推迟婚期。双方家庭的一些成员还以为这样就能破坏这对青年人的最终结合。 　　面对双方家庭这种压抑的氛围，卡尔不再同母亲住一块了，他到特利尔找个地方落了脚。 　　1841年7月，卡尔来到波恩，探望在波恩大学任教的布鲁诺·鲍威尔，希望能够在波恩大学找到一份工作，当一名哲学教授。 　　然而，他亲自看到的是，自己的朋友都是青年黑格尔派，朋友的命运都暗淡起来，反动政府对他们一一逐出大学讲坛和编辑部。 　　卡尔只得由鲍威尔几位处境岌岌可危的朋友来资助，在波恩筹办《德意志年鉴》等一些激进刊物而勉强度日。 　　1842年1月初，燕妮父亲病重，卡尔又从波恩回到特利尔。为了帮助燕妮，分担她失去亲人的痛苦，卡尔在燕妮的父亲3月3日去世后，一直在特利尔住到了月底。这段时间，由于生活和职业的动荡，卡尔到处奔波，从波恩去科伦，又从科伦到波恩，再从波恩回特利尔，加上燕妮和自己失去亲人的悲痛，身体也拖垮了，这时，卡尔也病了一场。 　　身体稍见好转时，卡尔不顾燕妮的劝阻又立即去了波恩，开始了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公开机关密切联系，并连续在《莱茵报》上刊载了他的十篇论文。文章的影响力也开始显出卡尔在《莱茵报》的位置。 　　1842年5月，家庭再次发生不幸，弟弟海尔曼因腹膜结核病去世。卡尔回到了特利尔，在家里呆到7月中旬。后又同母亲为着家庭纠纷遭受痛苦。 　　燕妮在父亲死后越来越成为她家里受人挑剔的对象，她同自己的家庭出现了敌视的情绪，并越来越使她处于无法忍受的状态…… 　　卡尔心力交瘁，陷入窘境。 第10章 23岁的博士(2) 　　卡尔怀揣博士学位却找不到工作，不仅没讨家人高兴，并还被卷入双方家庭矛盾的漩涡之中，痛苦地与亲人们“决裂”…… 　　经济上的困扰，家庭矛盾的困扰，婚期的推延，这些反倒使卡尔和燕妮的感情更加牢固，一种冲破世俗、走自己的路、一双白手创大业的强烈进取欲支撑着这对年轻人。 　　劝慰燕妮，渡过难关。卡尔又来到波恩同学、朋友的身边。 　　青年黑格尔派的激进分子都受到反动当局的压制，心中都非常沉闷，鲍威尔见卡尔的到来内心也很高兴。 　　“卡尔，不是说这回带你燕妮小姐来吗？怎么不把燕妮带来呢？” 　　“还是暂由新的顾问官（指燕妮的同父异母哥）帮我收藏的好，等他老了些再带给朋友看看。主要是长得太漂亮了，太吸引人了。” 　　“嚯，你还怕我们抢了你的？” 　　“抢是抢不走的，我们都藏到对方的心里去了。” 　　“这也难说吧？凭我这挺有魅力的男子汉在她面前一站，也说不定会藏到她的心里去哩！” 　　“怪不得，红颜多命薄哟。谁叫我们都生得这么漂亮一个，又都这么命薄一个哟！” 　　爽朗的笑声。 　　笑够了，卡尔才向鲍威尔说起家庭的一些琐事，说起燕妮的处境…… 　　“有情人终成眷属。再耐心等待一二年吧，待你有了稳定的职业，做个人样来，再给那位顾问官看看。” 　　“谢谢您的安慰。难道我现在就不为人样吗？身高一米七，深褐色的眼睛，鼻子中等大小，胡须、头发乌青发亮……” 　　“哈哈哈……” 　　“我亲爱的同学，就想法让我在波恩大学任教呗，我们也不离开了吧？”卡尔说。 　　“这也要像你等待燕妮一样，要耐心等待。眼下我在这里也是泥菩萨过河啊！”鲍威尔摇头说。 　　“这个等待我却耐心不下，毕竟还没有我等燕妮的那种魅力。我说呀，我们要有一块自己的坚固的阵地那就好了。那就不愁你这泥菩萨了。卡尔说，“《莱茵报》的诞生，好歹说成几个很有影响的富有资产者成立一个股份公司来办，为我们青年黑格尔派创造了一块宣传阵地。可那还不能说成是自己的。你的那个亲戚鲁滕堡，亏我建议推着他出面当主编……” 　　鲍威尔紧接着话茬：“他不能胜任这项工作，只有你才会干出喜色的。” 　　“那样会使我感到良心不安。让他再干干吧！”卡尔又扬了扬眉说：“不过，我们不能让人看笑话，我们要干出一番大事业来让那些古板的资产者咋舌……” 　　“是呀，沉默、烦躁、忧伤的老者是救不出我们的。” 　　“我们快乐，长长精神，让波恩的人为我们鼓掌吧！”卡尔提议，兴奋的站起来。 　　“去旅游呗？”鲍威尔说。 　　“口袋里扎实吗？”卡尔担心地问。 　　“还够花一阵子的。”鲍威尔回答。 　　“那就痛痛快快玩一玩再说吧！长长锐气好干事！” 　　“行！”两个朋友和往日一样又寻欢作乐起来。 　　鲍威尔租来了两头毛驴，他们骑着毛驴四处漫游，静心看波恩的美景，纵情谈方长来日…… 　　驴背上一阵漫游后又是一阵飞跑——散发出一身热气，使尽一身使不完的劲。 　　鲍威尔给弟弟埃德加尔写信说： 　　“卡尔，现在又来到这里，最近我和他到处纵情漫游，为的是再次享受一下所有的美景。这次旅游真是妙不可言，我们又像往常一样异常兴高采烈，在哥特斯堡，我们租了两头毛驴。骑着它们环山飞跑，驰过村庄。波恩的社会人士像过去一样以惊奇的眼光注视着我们，我们欢呼，驴子齐鸣。” 　　1842年11月底的一天，《莱茵报》编辑部来了个陌生人。 　　是一位满头黄色头发的青年人，穿着很整齐，梳着三七分头，大方睑，目光炯炯有神，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 　　“是编辑部吗？”黄头发人小心翼翼地问。 　　“没错，《莱茵报》。”坐在窗前抽雪茄烟的黑发黑胡子青年人忙站起身回答说：“有什么事吗？” 　　“来看看，学习，走访。”黄头发的人又自我介绍说，“我是在柏林刚退役的恩格斯。” 　　额上留有明显的帽痕，是一个刚脱下军服的很精神的年轻人，比黑胡子高一个头。黑头发人上下打量了这位黄头发人。 　　“噢，恩格斯？你就是那位在诗歌里把柏林大学‘博士俱乐部’的一个人比作‘鹰’的那位‘商人的儿子’。”黑发人忽然记起了这个名字。 　　“嗯，是的。”恩格斯回答，他接着打听：“卡尔在吗？” 　　“找他有什么事？” 　　“没有什么具体的事，看看他，顺便来学习你们的报纸。”恩格斯用手捋了捋额前还很不习惯的头发，停了停又说：“你们的报纸办得挺有生气，整个普鲁士影响较大。” 　　“作者先生，他就是卡尔博士先生，我们的主编。你带来的稿子交给我。”一旁的一位编辑过来介绍。 　　“啊，久仰——久仰！你就是卡尔先生？果然名不虚传，这么年轻就当起主编来了？”恩格斯听说这就是在“博士俱乐部”听说过的自己笔下描写过的“鹰”的人，心里好高兴，连忙把颈下的扣子解开，身上热乎起来。 　　“难怪，是卡尔先生当了主编。”恩格斯自己在一旁就近找个地方坐下，满脸微笑，眼睛盯住卡尔，深怕卡尔跑了似的。 　　“带来好稿子快拿来拜读，恩格斯先生。”卡尔被来者打量得有些介意了，忙支开对方的目光。 　　“很抱歉，我没写稿件。我是刚满服役期，要到英国去，经过巴门，就绕道一程到这里来走访你们《莱茵报》的先生们。没想到，来编辑部第一个就遇上了你，我敬爱的卡尔先生！”恩格斯痛痛快快地说，像突然遇上了老朋友。“埃德加尔通过他哥哥鲍威尔早就向我介绍过你，不简单，你的《莱茵报》又一下就办成了受人尊敬又喜爱的报纸呀！” 　　“好个屁！”卡尔说得气促，还把脸转向了一旁说：“你不是来要检查我们的吧？！还好在有读者支持我们《莱茵报》，不然，要散版了。” 　　编辑部的人听说来者是主编的老朋友，客气地端来了一杯茶水。 　　“恩格斯先生，在你还不认识我的时候，怎么就轻易夸奖一个人呢？真是不敢当，谢谢了！”卡尔抽着烟，淡淡地说。 　　“因为听说你在‘博士俱乐部’很有特点，是少有的一位进步的人才。”恩格斯认真地回答，又捋一把额前的发。 　　“你是商人的儿子，怎么会对我们感兴趣呢？”卡尔有些轻蔑地说。 　　“商人的儿子，不，不一定，就是商，商人！”恩格斯说得有些激动，显出结巴，可一字一字沉沉地说得掷地有声。 　　房屋里的空气一时凝滞片刻，喝开水的声音、巴哒烟的声音、还有隔房翻稿子的声音…… 　　卡尔已读过恩格斯的文章，他反对谢林，并且用他的理论去支持反动的普鲁士国家的那位教授。他在柏林大学当旁听生进修哲学，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感兴趣。也给《雅典》写过稿，同时也是《古茨科报》“自由人”的机关报撰稿人，卡尔鄙视黑格尔脱离实际生活的“自由人”，何况是“一位商人的儿子”。 　　“你们的报纸发行量多大？”停了一停，恩格斯转移了话题。 　　“3400份。” 　　“原来呢？” 　　“885份。” 　　“呀，四倍！”恩格斯很惊讶。 　　“恩格斯先生，真是对我们报纸感兴趣，就拿出诚意来支持我们，给我们多写一些适应我们口味的有分量的稿子。”卡尔说。 　　“但愿我的笔会是争气的。”恩格斯恳切地回答。 　　“我们这枝笔只埋头算计着自己口袋里的几个钱是没有多大用的。”卡尔笑了笑说，“当然，也有用，但不会有大用。因为经常是你自己往口袋里算进，人家又以各种名目帮你算出了，进口袋的钱，人家也会夺过去的！” 　　“很有道理。”恩格斯点了头。 　　卡尔独自抽着烟，忽然觉得本应向客人递一支，但想到对方是“商人的儿子”，穿得如此整齐，就又这么给对方客气中又不客气地说一句：“我抽的是雪茄烟，你不一定喜欢，也就免了。” 　　“哪里哪里，我还没学会抽烟哩！”恩格斯说，起身看身旁的一张《莱茵报》。 　　“最近的？我拿去车上看看？”恩格斯看看手表，用目光征寻卡尔的意见。 　　“真有兴趣就多拿几张吧！”卡尔说。 　　“谢谢！时间不早了。下次抽空再来看你。”恩格斯起身告辞。 　　“没什么看的。”卡尔冷淡地说。“只来看报纸的发行量，没空可以不来。” 　　他们的告别没有拥抱，没有握手，只是那相互审视陌生的对方很有穿透力的视线的交战。 　　恩格斯出门前还转身看了黑胡子青年一眼，才悻悻离去…… 第11章 24岁的《莱茵报》主编(1) 　　卡尔是活跃在《莱茵报》编辑部最年轻的一个，由于他的笔力和几篇文章见报后社会反映良好，报社公司股东们极力把他推到了主编的位置上。 　　科伦是莱茵省的经济中心，7万多人口，又开通了铁路，工商企业发展较快。《莱茵报》是1842年1月1日在这里创刊的，前身是《莱茵总汇报》，后因政府机关刊《科伦日报》的竞争而改刊为《莱茵报》。青年黑格尔派的积极分子们注意了这张商人报纸。卡尔极力推举出鲍威尔的姻戚鲁滕堡出任主编，这之后，青年黑格尔分子就成了《莱茵报》的经常撰稿人，致使报纸的商业性日趋政治性。 　　10月初，卡尔迁居科伦，10月15日出任主编。 　　卡尔任《莱茵报》主编的同一天就写了《共产主义与〈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尖锐批评了这份反映报纸对共产主义问题所进行的武断指责。《奥格斯堡总汇报》认为，用法国贵族的命运来恐吓刚刚产生出来的德国资产阶级，是一种愚蠢的做法。一些有钱的少爷们只是想玩弄社会主义思想，他们决不打算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与工人均分。 　　卡尔又以《共产主义》一文回答了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指责。认为共产主义是当前具有欧洲意义的重要问题。随着中等阶级战胜封建贵族而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它们面临着享有特权的贵族在法国革命时的情况，即那时中等阶级要求享有贵族的特权。现在，一无所有的阶级要求占有中等阶级的一部分财产，这是曼彻斯特、巴黎和里昂大街上引人注目的事实，英国的宪章运动，法国的1831年和1834年工人起义，就是这种要求的反映。 　　卡尔在《论普鲁士的等级会议》中指出：“真正的国家是人民自己活动的产物，即不是由其他人产生人民的代表，而是人民自身产生出代表权。要有代表——一般说来这是受动的东西；只要物质的、更生气的、不独立的、无保护的东西才需要代表权。但是，国家的任何一个成分都不应是物质的、无生气的、不独立的、无保护的，不应当把代表权看作某种并非人民本身的特殊事物的代表权，而只应看作人民自身的代表权，看作这样一种国务活动，即它不是唯一的、独特的国务活动，跟人们的国家生活的其它表现所不同的只是它的内容的普通性。” 　　卡尔·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文章，不仅仅是激进的民主要求，而且在为先进的世界观而斗争。尽管马克思在解释物质活动和精神生活的关系时，在国家的性质和作用方面还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上，但是，在其他方面的许多问题上已经表现出他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 　　马克思的观点开始从黑格尔、费尔巴哈的那种抽象的超阶级的观点中冲出来，形成自己的新的世界观。《莱茵报》主编的激进给他的《莱茵报》的政治面目焕然一新，他的实事、客观唯物主义观点在人民心目中产生了共鸣。在马克思领导下的《莱茵报》异常活跃起来。 　　马克思10月15日担任《莱茵报》主编的那一天，总督冯·沙培尔向政府说，《莱茵报》仅有885个订户。也就是说，只有《科伦日报》订户的十分之一。而且这份报纸在莱茵省也不受欢迎。因为它带着年轻人所持有的那种傲慢态度，攻击国家和教会的现存制度，却提不出可以代替它的任何更好的办法。 　　然而，11月10日，不到一个月，总督焦虑不安地向柏林报告说，报纸的倾向变得越来越恶劣，越来越歧视政府。现在的销售量已达1820份。…… 已达3400份……！ 　　《科伦日报》受到了威胁，《莱茵报》的影响扩展到普鲁士。 　　这个黑头发黑胡子的年轻主编被检查官死死盯住了。他要同检查官作或明或暗的斗争，又要同胆小怕事、怨天尤人的股东们周旋。 　　给检查官送去一些次要的材料让他删除，出版时，一些必要的文章又巧妙地同广大读者见面了。 　　马克思从群众捧读《莱茵报》的笑脸上、从日渐增多的销售数量上看到了自己编辑报纸的成功。他不由会心地微笑着给朋友们讲述他怎样同检查官演恶作剧。 　　当时必须连夜把清样交检查官，以便报纸可以在第二天出版。检查官用红铅笔东勾西画之后，常常给印刷厂带来十分费时的夜班工作。 　　一天晚上，检查官正要带他的妻子和几个待在闺中的女儿去参加省督邀请的大舞会。但在赴会之前，他必须首先完成自己的书报检查工作。可是恰好在这天晚上，清样没有在通常的时间内送来。检查官等了又等，因为他不敢玩忽职守，但又必须在省督面前露露脸，好让别人见见自己的这几个女儿。差不多22点钟了，检查官非常烦躁，于是他就打发妻子和女儿先去省督那里，同时派仆人到印刷厂去取校样。仆人回来报告说，印刷厂已经关门了。检查官大感失望之余，驱车前往距离很远的马克思寓所，这时已近夜间11点。 　　经过长时间的敲门之后，才见马克思在三层楼上的一个窗户里探出头来。 　　“清样？”检查官向上大声吼叫说。 　　“没有！”马克思朝下呼喊。“啊！！”…… 　　“我们明天不出报了！” 　　马克思砰然把窗门关上。 　　《关于摩塞尔河地区农民状况》发表出来了。 　　《摩塞尔记者的辩护——马克思》发表了。 　　然而，《摩塞尔河沿岸地区的毒疮》、《摩塞尔河沿岸地区的吸血鬼》、《有关改善这种状况的办法和建议》等文章最终还是禁止发表。 　　《莱茵报》与政府的对立已进入公开化、尖锐化。 　　1843年1月19日，普鲁士内阁会议指责《莱茵报》是一家倾向极坏的报纸。 　　马克思在1月25日给卢格写信：“我对这一切都不感到惊奇。你知道，我从一开始对书报检查就会抱怎样的看法。这件事在我看来只不过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我从《莱茵报》被查封一事看到了政治觉悟的某些进步。因此我决定不干了，而且，在这种气氛下我也感到窒息。即使是为了自由，这种桎梏下的生活也是令人厌恶的，我讨厌这种小手小脚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做法。伪善、愚昧、赤裸裸的专横以及我们的曲意奉承、委曲求全、忍气吞声、谨小慎微使我感到厌倦。总而言之，政府把自由还给我了。” 　　查封《莱茵报》的法令通过后的第十天，即在1月30日，科伦举行了集会。会上通过了致国王的请愿书，要求取消这一法令。请愿书是秘密印刷的，且相互传阅，在请愿书上签名的约千余人，并于2月18日寄往柏林。请愿书不仅来自反映激进知识分子情绪的城市，而且来自农业地区、来自乡村贫民的呼声。别恩堡——特拉尔已赫和郊区的52名贫苦的葡萄酒酿造者，在请愿书中写道：“《莱茵报》是否散布了谎言，是否诽谤了管理当局，那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懂得，关于我们地区和我们的贫困状况，讲的都是真话，而这些真话再也不能不讲了。” 　　3月18日，《莱茵报》上发表了马克思的如下一个声明： 　　本人因现行书报检查制度的关系，自即日起，退出《莱茵报》编辑部。 　　特此声明 　　马克思博士 　　1843年3月 17日于科伦 　　这一天，《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刷出版了它的最后一期。在最后一期里，它宣告了为之而斗争的自由的信仰： 　　我们高举自由的旗帜出海航行， 　　把祸患连同锁链和皮鞭统统埋葬； 　　水手们不需要监视， 　　他们都忠于职守。 　　让人们去说我们把命运作儿戏， 　　让他们去嘲笑和谈论各种灾难吧！ 　　哥伦布当初虽遭嗤笑， 　　但他毫不畏惧铺向新世界的路。 　　新的战斗在彼岸等待着我们， 　　在战斗中我们会遇到战友， 　　如果征途上注定要遇险—— 　　在艰难中我们将忠于自己。 　　马克思离开《莱茵报》后去了荷兰。为了下一步的远离故乡，他走访了母亲方面的亲戚，疏导自己同母亲的关系，并同姨父莱昂·菲力浦谈谈他父亲的遗产的问题。 　　回到母亲身边，母亲对他政治上的反对还依然不能和解，并以马克思违背了父亲生前要他当一名律师的意愿等等为原由，仍然铁面一张，拒绝给马克思生活上的经济接济，连享受父亲遗产权问题也仍然没有希望。他忍受着母亲剥夺他的这份应有的权利。 　　他徘徊在威斯特华伦住宅——这栋曾“收藏过他的瑰宝”的房子，这里已换了主人，心上人已同她的母亲为摆脱很有权势的同父异母的哥哥的歧视，早离开了这里。 　　马克思在特利尔小居后，无言地告别了生养他的本应是慈爱的母亲和留下幸福童年的那块眷恋的土地。 　　5月，马克思去了莱茵河畔的一座小城——克罗茨纳赫有名的矿泉浴场，燕妮和她的母亲住在这里。 　　这位黑胡子青年，乌黑的波浪卷发蓄得差不多披肩深，里穿坎肩褂，外披长翻领风衣，离开了《莱茵报》却依然还是那一位主编的翩然风度。 　　他想起了燕妮，想起了自己的政治斗争一时连燕妮也不完全理解，何况母亲那极僵化的脑袋。 　　进入《莱茵报》后，马克思逐渐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燕妮常在关切地注视着马克思的生活和斗争，她也担心马克思卷进政治斗争而难免遇到的危险。她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说： 　　“亲爱的，如今你甚至都卷进政治里去了，这是最危险的。小卡尔，你时刻要考虑到：你家里有一个爱人，她正期待着你，惦念着你，她与你休戚相关。亲爱的，我的心上人，我是多么想见到你。” 　　“唉，亲爱的，多少个不眠之夜，我想念着你和你的爱，我是多么经常地为你祈祷，为你祝福，祈求福祉降临你头上，然后，做着回忆过去和未来的幸福的梦，这又是多么甜蜜。” 　　“我回来了！我亲爱的！”马克思在1月份就决定要尽快结婚，并要带燕妮离开德国侨居国外去。马克思的到来，未婚妻和未来的岳母都是已经知道了的。 　　按照当时的习俗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婚姻。父亲是政府的顾问官，兄长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成了名利十足的普鲁士内政大臣。贵族出身、年华似锦的燕妮，又被公认为特利尔最美丽的姑娘，“舞会的皇后”，到处使人们为之倾倒，求婚者不乏其人，毫无疑问，可以缔结一门荣华富贵的婚姻。但燕妮却蔑视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传统观念，7年前就把自己许配给一个普通市民阶级的子弟，眼下，这位没有固定职业而四处流荡的博士，又毅然放弃了普鲁士请他做官的机会，可想而知，眼下完全不能预卜她（他）们共同生活后的前途如何。 　　然而，为了圣洁的爱情，他们苦苦等待，相思7年多。燕妮和母亲同自己的“虔诚主义”家庭发生了严重的冲突，马克思几乎失去了母爱，他们都已吃尽了苦头，也品味了其中的甜头…… 　　相思7年的一对情人，终于在这天然的浴场紧紧地放任尽情地拥抱着，酸辣苦涩的泪水流进浴场天然矿泉的清醇里……他们各自触摸到对方手上的戒指，又掏出来“花手绢”抹了双双一把一把的泪水……又叙起“花手绢”的故事…… 　　6月的骄阳，在克罗茨纳赫的尼柯斯士教堂的上空闪烁着光辉，汇纳莱茵河畔之精灵的有名的浴场在洗涤着这一对年轻人相思7年的疲惫。人不作美，大自然却为他们尽献其美，充分恩赐予这一对苦挣苦熬过来的圣洁的情人…… 　　“我们马上结婚，永远不再离开！”马克思提出来了。 　　“马上结婚！结婚！”燕妮也说，岳母也终于答应了。 　　1843年6月12日，马克思和燕妮由证婚人主持，在燕妮母亲的克罗茨纳赫的住宅里签订了“婚约”： 第12章 24岁的《莱茵报》主编(2) 　　“现在科伦的哲学博士卡尔·马克思先生和现住在克罗茨纳赫的无职业的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小姐婚约。” 　　1843年6月19日，马克思和燕妮梦寐了7年之久的这天来到了，他们在著名的罗茨纳赫浴场和母亲的住宅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大街、浴场出现一对令人羡慕的盛装青年男女。男子满头整齐的乌发，胡须发出淡青色闪闪的亮光，手挽着一个娴静、姿色出众的深色棕头发的姑娘。他们在阳光艳丽的小城里徜徉着…… 　　河边枝头的鸟儿也飞来这间河畔的新房，扒开那曙红色的窗帘，探着人间相思7年后的燕尔恩爱，窃听那账房里动人的呢喃情话…… 　　在他们后来往来的信中无不证实了多情生灵听壁脚的感知： 　　“诚然，世间有许多女人，而且有些非常美丽。但是哪里还能找到一副容颜，它的每一个线条、甚至每一条皱纹，能引起我的生命中的最强烈而美好的回忆？甚至我的无限的悲痛，我的无可挽回的损失，我都能从你的可爱的容颜中看出，而当我遍吻你那亲爱的面庞的时候，我也就能克制这种悲痛。” 　　“我非常清楚，我们永远不会孤独，而我的命运又很好，我是少数幸福者中的一个，因为我的旁边有我的亲爱的丈夫，我的生命的支柱。”“……” 　　蜜月里，他们在燕妮的母亲和弟弟埃德加尔的陪伴下，作了新婚旅游，从克罗茨纳赫到普法尔茨到巴登——巴登，再回到克罗茨纳赫。 　　这期间，马克思去了一趟德累斯登，和卢格一起完成出版《德法年鉴》的筹备工作。 　　燕妮关切地问：“我亲爱的卡尔，您的下一步准备怎么走？” 　　1843年初的一天，也就是普鲁士政府的查封《莱茵报》法令通过不久，又一个陌生人突然到《莱茵报》编辑部大大咧咧地要找主编。 　　“马克思先生在吗？我是他父亲生前的朋友，叫埃赛尔。” 　　埃赛尔已是普鲁士首席监察枢密顾问官高级官员，马克思很快记起了他。 　　“《莱茵报》要查封停办，我出于与你父亲的友谊，也是奉普鲁士政府意图，来请你去担任《普鲁士国家报》撰稿人。”埃赛尔用不带商量的口气说。 　　“叔叔，感谢您对我父亲的怀念和对他儿子的爱护。”马克思深切地说，并不由得看了看随身带的父亲的银版照片。 　　“小卡尔，你马上作个简单移交，今天就可以跟我走。”说完，埃赛尔满意地笑了。 　　“不，叔叔。《莱茵报》硬要查封，我还敢去《普鲁士国家报》登大雅之堂吗？那是不适应的。”马克思认真地说。 　　“会适应的，用不着，我也不会特意来请你上任的。孩子，国家报的撰稿人，显赫的位置，又有一份固定的收入。”老人也恳切地说：“我们老了，只看你们长大成人了！” 　　不说职业的显赫，就说固定收入，这对一个已被剥夺了财产继承权、在普鲁士境内不会有其他机会创家立业的人来说是十分急需要的。这也可以为马克思举行隆重的婚礼创造多方面的条件，从而使他心爱的燕妮得到安宁和幸福的家庭；加上燕妮的哥哥在普鲁士政府已有了重要地位，结婚成家后在政府当更大的官是可想而知的。可是，马克思对这些都看不中，尤其是一想到燕妮的这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就更心烦起来。 　　“叔叔是一片好心好意，但有人是想要收买我，让我不说真话。为着他们长此以往过安宁日子，这怎么能办得到！” 　　马克思说得有些激动：“叔叔，《莱茵报》不封不行？我退出编辑部总可以了吧！” 　　“……”顾问官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请叔叔放心，我退出《莱茵报》，也不去其他国家报工作，相信我一定会长大成人的。我是不会给爸爸和爸爸的朋友脸上抹黑的！” 　　顾问官只好悻悻离去了。 　　马克思拒绝了政府的委任。为了忠实于自己的理想，为人类而工作，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他咬了咬牙关，挺住各种困难，像普罗米修斯那样，宁愿被缚在崖石上，也不作宙斯的奴仆。 　　到巴黎去！到“新世界的首都”去！ 　　1843年10月底，马克思和燕妮这对年轻的夫妇放弃了在德国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来到了异国他乡——法国巴黎。随同的只有女佣人德穆特（琳蘅）。他们很快就把家安置在巴黎瓦诺街38号。 　　巴黎是座拥有33座塞纳河大桥的城市。燕妮和马克思喜欢这座城市，他们觉得再没有一座城市能有这样漂亮的街道和富丽堂皇的建筑了！ 　　可马克思不是带妻子来巴黎观光的，他来的主要目的是在这里尽快出版和发行《德法年鉴》这种作为“一种主张彻底改造社会”的刊物。 　　一天，这对年轻的夫妇走过市政厅的时候，碰巧遇上一阵暴风，突然大雨倾盆。燕妮和马克思顶风斗雨欢快地跑起来，后来他们在路易·菲力浦大桥旁、格勒河岸才停下来，屏息地站着，含笑地观赏着风雨奇景。 　　他们安详地在大雨中慢慢走过大街，并从波旁河岸拐到圣路维希岛，这时天空电闪雷鸣。塞纳河对面奥姆岸上矗立着一长串灰色的房子，它们彼此不同的屋顶，互相掩映，清晰地显出轮廓来。市政厅的青色石板屋顶和圣·保罗教堂的包着铅皮的半球形屋顶被暴雨冲刷得闪闪发光。 　　他们俩走着走着，只差几步路就到了住所，可马克思却还挽着燕妮在雨中往前走，不留意下雨的事了，他的思想又回到了他的《德法年鉴》上去…… 　　“你知道吗？是谁寄给我一篇文章？”他突然问。 　　燕妮摇了摇头，雨珠从帽子上淌下来，眼睛一片模糊，任由马克思挽着走。 　　“恩格斯！就是那个‘商人的儿子’，他住在曼彻斯特。他的文章确实可以用，是研究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可多得的文章，正如他自己说的他的那枝笔确是非常争气的。我将把他的文章放在我的年鉴的第一期上，文中可以看出这位‘商人的儿子’非常透彻地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非常难能可贵啊！” 　　燕妮注意地倾听，默默地贴近马克思走着。这当儿一位打伞的女人与他俩撞个满怀，他们才发现早已在雨中走过了自己的住宅。 　　“卡尔，你知道吗？”燕妮却快活地说：“我在家乡压抑地度过了精神上的孤独生活之后，在这美丽的巴黎我将在精神上要好好地这么轻松自由自在的了！” 　　在巴黎的头几个月里，马克思把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德法年鉴》的编辑出版具体的准备工作上。由于卢格生病，编辑的责任几乎完全由马克思独自承担，到1843年底，出版准备工作基本完成。1844年2月，《德法年鉴》出版了第1—2期的合刊号。马克思是这期刊物的主要撰稿人。 　　创刊号以马克思和卢格的通信开头，发表了马克思1843年3月和卢格9月写的《致卢格的三封信》和《论犹太人问题》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文章。文章以其对革命形势深刻的分析和对劳动人民革命前途充满的信心，从巴黎很快影响到德国。 　　《德法年鉴》只出创刊号，就不得不停办了。马克思和卢格之间发生了原则上的分歧。正如梅林所说，在马克思和卢格都置身于法国生活之中的时候，马克思像一艘劲艇，乘风破浪，终于驶到了开阔的海域。而卢格则像一块核桃壳，畏畏缩缩地极想退却到岸边的浅滩，这就使马克思同卢格的分道和决裂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卢格不同意马克思使《德法年鉴》具有民主精神和共产主义倾向，他说最糟糕的就是那些德国共产主义者，他们想解放全人类，还想通过财产公有和公平分配的办法来消灭私有制。而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文中号召无产阶级群众争取实现“人类的解放——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 　　这样，导致《德法年鉴》在德国发行的部分多数被普鲁士没收，致使马克思的经济状况陷于极为艰难的境地。 　　普鲁士不但组织没收了《德法年鉴》在德国发行的部分，还下令：马克思、卢格和亨利希·海涅只要一踏上普鲁士国土便立即予以逮捕。 　　这时，胆小怕事的卢格被马克思赋予的这个号召公开革命的刊物吓倒了，他无耻地撕毁了和马克思签订的出版合同，尽管他经济条件相当富裕，却拒绝付给马克思应得的工资，并提出要马克思把未售出的刊物拿去作为他的经济补偿。 　　马克思这个新家庭开始发生了经济危机。 　　困境中的燕妮对马克思更加倍的爱、体贴、安慰，他们以童年的梦幻——永远在一起生活为最大的满足在熨平着两位新人的心扉。 　　琳蘅对马克思和燕妮怀着极大的尊敬。他是摩塞尔一个农民的女儿，自幼在燕妮的家里，与燕妮亲姊妹一般，以致她自愿追随这对相思七年的圣洁的夫妇，过着流亡生活。顽强、贤惠、聪敏、朴实的琳蘅有着井井有条的思想和节俭的美德，在极其艰苦的日子里，她也会调理出可口的菜肴端到桌子上来。她敬佩青年博士的不倦的工作能力和过人的智慧，但也了解他的急躁的癖性和其他一些缺点，她用女性特有的聪颖同他周旋，代他调理着经常遇到困难的家庭。 　　当她见马克思显出一副难过的神色时，她知道又是烟瘾难熬了。这时，琳蘅常常微笑着从围裙的口袋里掏出满把的雪茄烟放到主人面前的烟碟里，琳蘅轻快地说：“呶，我有雪茄烟。” 　　马克思露出了愉快的笑容，他虽然知道自己口袋里分文没有，还是满怀希望地到外衣口袋里去掏，又只好意味深长地耸耸肩，哑然地笑了： 　　马克思又愉快钻到了书堆里去，又开始了对这个社会主义思想中心——法国的革命历史研究起来，并伏案给在巴黎出版的《前进报》写文章。 　　1844年4月30日，马克思和燕妮在巴黎的好友——著名诗人亨利希·海涅因《前进报》的事垂头丧气地来到了家里。 　　燕妮已卧床两天了，一对新人热恋的第一颗种子正在不安分起来，她不能同他们谈话。 　　琳蘅这时会立刻代替燕妮去招待客人的，并去说几句燕妮这时想要解他们烦闷的话来，直至燕妮对琳蘅露出满意的微笑。 　　这时，无论是马克思或他的朋友在家中苦恼，琳蘅会搬出棋盘来，她自告奋勇地向对方请战，痛痛快快地“杀”一场。 　　诗人在这种和谐的家庭氛围中感叹地愉快离开了。 　　“时候到了，快去找助产婆！”琳蘅在客人离开后高兴地告诉马克思。 　　1844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的这一天，马克思家里又添了一个成员，小燕妮诞生了。 　　小生命正降临到家庭经济受困的非常时期。 　　正在这时，琳蘅站在厨房里束手无策，钱又都用完了，商人又都不愿意对一个陌生的外国人赊贷一点东西。她却并不沮丧，想到了自己的旅行袋，在她的换洗衣服下面还有几件从家乡带来的自己亲手绣制的纪念品：两种不同的绣花围裙，他细心地挑了一对送到当铺换了钱。 　　钱又换来了孩子的食品和雪茄烟来。 　　对马克思发表在《前进报》上的文章，德国政府又不安起来，他们同法国政府交涉成功，一天，法国驱除马克思出境的传令来到家中。 　　马克思不得不要立即离开巴黎，并对家中的事情作出处理。 　　燕妮因特殊情况还需留在巴黎。 　　因钱的问题，马克思不得不十分难受地想到，他们只够把琳蘅送回她家乡的路费，并还得暂时拖欠她的工资。 　　让琳蘅分离，这是万不得已的事，他和燕妮都感到非常难过。 　　当燕妮含泪告诉琳蘅他们不得不分离的时候，琳蘅却并未显出难过来，她很镇静，表面上看来她是很乐意回到她的摩塞尔乡下去的。 　　燕妮要琳蘅到当铺把她的陪嫁的一些银的刀叉餐具都典当了，凑足盘缠让马克思尽快离开了巴黎。 　　琳蘅没有拿工资的希望，也没有打算去再找职业，当她知道了马克思要去的地方时，她秘密地带着她的行囊，又悄悄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去了。 第13章 人间自有真情(1) 　　《德法年鉴》停刊后，马克思获得了时间利用巴黎的学术活动和图书馆研究法国革命、历史和人类文化遗产。他扑进浩瀚的书海里经常是连续三四个通宵不休息，写下九册《巴黎笔记》，其中五册是经济方面的。 　　这期间，马克思花主要精力研究了政治经济学，特别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研究了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并按恩格斯提供的线索，研读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研读了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还读了萨伊·斯卡贝克、麦克库洛赫、脱拉西等人的著作，并做了大量的摘录和笔记。 　　《德法年鉴》编辑出版合同撕毁后，马克思在家庭经济上第一次受困。德国科伦的朋友在为他们发起了募捐，给他们很快寄来了1000培勒和800法郎以补偿普鲁士没收的刊物钱，才让他们勉强摆脱经济上的债务。 　　1844年8月下旬的一天，恩格斯又从英国返回德国的途中亲自赶来巴黎拜访马克思。 　　站在马克思面前的一个手里拿着大礼帽和手杖的黄发青年人，一对灰色的眼睛间隔得很开，目光是那么直率、好奇和勇敢，马克思好像是第一次发现来人的皮肤纯净白皙，个子高而瘦，穿着非常讲究。 　　这对黑头发和黄头发的青年人第一次见面后开始了书信联系，马克思在恩格斯寄发的文稿中渐渐对这位“商人的儿子”刮目相看了，也不免对其第一次见面的冷落深怀歉意。 　　恩格斯也发现主人眼睛里射出的是十分动人的愉快的目光，也不见了第一次那种轻蔑、冷漠、教人心里极为不安的眼神。 　　这次见面，马克思有了一个家，全家人热情接待了这位远方来的客人，似乎要补偿他第一次见面时对这位年轻人的冷落。 　　恩格斯也是普鲁士莱茵省人，比马克思小两岁，1820年11月28日出生于巴门的一个纺织工厂主家庭。他父亲是个笃信宗教、思想保守的资本家。恩格斯中学没有毕业就迫于父命去不来梅学习经商。他利用业余时间刻苦自学，研究历史、哲学、文学、语言学和外国语。在中学时代就接受了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在不来梅这个自由市又广泛接触了国外的进步思想，1839年他就开始为激进主义文学团体“青年德意志”的机关报《德意志电讯》撰稿，开始同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蒙昧主义作斗争。他在《乌培河谷来信》一文中用耳闻目睹的事实揭露封建专制社会的黑暗，批判宗教虔诚主义的伪善，谴责工厂主对工人的残酷剥削，深切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 　　1841年9月恩格斯去柏林服兵役，在柏林大学旁听哲学课就结识了青年黑格尔派，积极参加了同唯心主义哲学家谢林的斗争，写了《谢林论黑格尔》、《谢林与启示》、《谢林——基督哲学家》三篇著作，揭露了谢林妄想使哲学再度变成“神学奴婢”的企图和为普鲁士专制制度辩护的反动立场。当时，他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克服了唯心主义，转向了唯物主义。 　　1842年11月恩格斯去英国曼彻斯特，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生活了将近两年，从父亲身边看到并亲自接触了资本主义的各种尖锐的矛盾，详细调查英国工人的生活和斗争，直至参加了英国的工人运动。他还深入研究了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这期间，他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了共产主义者。正是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在巴黎、恩格斯在曼彻斯特不约而同地作出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结论。恩格斯已经认识到：社会经济关系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决定作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根源是私有制；完成这个历史使命的力量是无产阶级。马克思从发表他在《德法年鉴》的两篇文章中，已清晰地看到了他的立场、观点，认为他是自己志同道合的战友。 　　这次，恩格斯在巴黎留居10天时间，马克思同他形影不离。短短的10天，马克思还把他介绍和认识了在巴黎的工人运动活动家，马克思还带他一道参加了巴黎的工人社会主义革命者集会。10日的倾心交谈，相互增进了了解。两人虽然各自走过的道路不同，但对一切重大问题和看法完全一致。他们于是制订了今后共同行动的计划。 　　10天里，他们俩开始动手合作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家里就已完成了他分担写作的七节，约一个半印张。马克思在恩格斯离开巴黎后又花了3个月时间，完成了这本共20印张的著作。这部著作标志着他们共同创立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开始。 　　琳蘅给他们倒茶倒咖啡时，总爱在他们畅谈的房间里停留一会，被他们越来越兴致高昂的气氛所感染。这些日子，她兴致勃勃、无忧无虑。又发现这位黄头发的客人不像其他绝大部分的流亡者那样身无一文而到这里来常常只是为了吃饱肚皮。恩格斯不仅给了她足够的钱采购■馔，临别时还留下了礼物和一把法郎给他们作生活补给。 　　客人离开后，燕妮故意问马克思：“这就是那个你常给我提起的家乡的那位‘商人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吧？” 　　“这个弗里德里希可不是那个弗里德里希呀！”马克思高兴地擦着手掌说。他引出两个弗里德里希暗示一个可恶的德皇而形成鲜明的对比。又肯定地说：“恩格斯是一个很有学问的天才的著作家！他是很可以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学者的！” 　　这10天，马克思在恩格斯的记忆里也同样留下了深刻的美好的回忆，恩格斯来信说：“我还从来没有一次像在你家里度过的10天那样心情愉快，感到自己真正是人。”恩格斯一当感觉到马克思和他的一家浓郁的人情味，倍感马克思是位名不虚传的政治和学识上的了不起的人物，是他人生难逢的知己，他信中也预感到这位黑胡子博士是有能耐给人类受剥削的无产阶级带来光明…… 　　1845年2月3日，马克思按驱客令在24小时之内离开了法国国境，来到了布鲁塞尔。 　　来之前的去年底，马克思结束了《神圣家族〈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一书的修改工作，手稿已送交家乡莱茵河畔法兰克福的出版商。年初，又和在巴黎的出版商列斯凯签订合同，出版两卷集经济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但都还没有能拿到稿酬。除此以外，他们没有任何经济来源。 　　马克思正为身上摸不出几文钱来发愁。 　　这时，他随手打开身边的笔记本，发现燕妮在其中一页上给他写好了该办的事情和一些建议。细心的燕妮知道丈夫整日忙于思考自己的东西，对家务事很不在行，佣人又不在身边了。 　　她在笔记本中写道： 　　Ⅰ.海关 　　旧家具、瓷器、用过的衣物是否可以完全免税？如不行，税率该低多少？这一条要坚决完成，刻不容缓。 　　Ⅱ.住房 　　打听好，四间正房一间厨房外加一间放东西的和放箱子用的房间，暗的或是亮的房间都行，一共要花多少钱。 　　1.有家具的房间要多少钱？ 　　2.不带家具的房间多少钱？ 　　其中三个房间应该能取暖，第四间可以是一间贮藏室，只要能放一张床就行。 　　要有一个儿童室，那就不必一定要很精致。 　　如果儿童室和你的工作室都有家具就太好了，哪怕家具很简陋。 　　厨房要是没有锅或其他器具都问题不大，我自己去弄，床上用品和内衣不在家具之内。买家具要多少钱？即使我把我们的家具运来，家具还是需要买的。家具可以租吗？有没有可能把房间布置得和这里的差不多？ 　　其余的事我就让我那‘高贵的恩人’去决定。不过我还要看看壁橱。它在主妇的生活里占着主要地位，值得予以最大的尊重和关照。 　　考虑考虑，书最好怎么放。 　　还有……阿门。 　　马克思看完便条，泪水不由刷刷流出来——流亡的日子乞丐一般过，细心的妻子说得如此周到又是那样的俏皮。 　　可是两个月了，还没能找到住房，还住在圣居杜尔广场12号布瓦索瓦日旅馆里。连坐落丘陵起伏的峡谷中的住宅也找不到，虽然旅馆还算低档的，但对一个身无几文的马克思来说眼看也是无法落脚了。 　　一天，无望中突然收到了恩格斯寄来的钱和信： 　　“我一听到你被驱逐的消息，就认为有必要立即进行募捐，以便按共产主义方式让我们大家分担你因而支出的意外费用。这件事办得很顺利。三星期前，我给茶克寄去了五十多个塔勒，也给杜塞尔多夫的人写了信，他们也已经筹到同样数目的款子；在威斯特伐利亚，我已经委托赫斯发起了这方面的必要的宣传……因为我还不知道，这些钱够不够使你在布鲁塞尔安顿下来，不言而喻，我是万分乐意把我的第一本关于英国的书（《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稿酬交给你支配的；这本书的稿酬我不久至少可以拿到一部分，而我现在不要这笔钱也过得去，因为我会向我的老头借钱。至少，不能让那帮狗东西因为用卑劣手段使你陷于经济困境而高兴。还有人逼你预付房租，也确是可恶之极，但是我所担心的是，在比利时他们终究也会找你的麻烦，最后，你只有英国可去了。” 　　马克思收到了恩格斯寄来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他的第一本书的第一笔稿酬，手在颤抖。他把信看了一遍又一遍，止不住的泪水夺眶而出，泪水流进胡须里，泪珠挂在黑色的胡须上，痒痒地让那两片失去血色嘴唇绽出了笑容…… 　　马克思见有人进来，连忙掏出花手绢擦嘴、擦脸颊，见进来的人却是琳蘅，心里吃惊。 　　“琳蘅，你怎么来了？不是要你暂回摩塞尔乡下去吗？” 　　“我半路又转过身来到了你这里。”琳蘅还有些羞怯地说，“我不想离开你们，燕妮还在巴黎，你一个人出走，身边没个人照料，我想你没日没夜地写起东西来，真会饿坏的……” 　　“好了，好了，我的好琳蘅！”马克思高兴地接受了她的要求。 　　“我一辈子跟着你和燕妮，没有钱，可以不付我的工资。”琳蘅高兴地看了主人一眼，又耷拉了头。 第14章 人间自有真情(2) 　　“你帮我们料理家务，带孩子，是非常辛苦的，我们非常感谢您！总觉得欠下你的工资不好意思。想先让你回去一段，我们自己克服着过，待我们钱多起来了还一定要请你来的。”马克思向她解释一番，他不愿意看到琳蘅心里有委屈的表露。 　　“燕妮知道你会到这里来吗？”他问。 　　“她也不知道，我怕你们知道了不让我来了。”她回答。 　　好在这次还有忠实的朋友亨利希·毕尔格尔斯自愿同马克思一块来到布鲁塞尔……这个琳蘅，真让人爱得不行，恨得不行……马克思高兴地想。 　　“哟，琳蘅呀，一个人来找我们卡尔博士？你不怕你燕妮姐说你吗？”毕尔格尔斯听他们俩在说话，进门劈脸说了句笑话。 　　满屋子爽朗的笑声。一段时间来的拮据，真也难得有这样轻松愉快的笑声。 　　毕尔格尔斯同海涅一样，经常到巴黎马克思的家里聚谈，同琳蘅与马克思一样的熟识。 　　在这个志向相投的大家庭里，就正如马克思刚交稿付印的《神圣家族》论说的“人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和动物的生命活力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类和动物的“本能性”动作相比，人类在劳动中所显示出的本质特性就是他的意识性和目的性。 　　马克思又认为，在孤立的、单个人的状态下是决不可能产生人来的，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发挥出人的力量，社会性才是人的本性。“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即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人。即这种人的类特性、社会性、阶级性在马克思的《神圣家族》和他以前的文章中及他的实际生活中无不反映出来。 　　这时，马克思又不由想到了比他大20岁的德国伟大诗人海涅……童年时看父亲把海涅的诗歌捧作欧洲文明的“入场券”；在中学、大学狂热的谬斯梦中追随着“通天神”的海涅；在巴黎，海涅几乎是每天都要到马克思家里来走一趟，来布鲁塞尔前不久的一天，马克思和燕妮束手无策地只看着孩子绝望流泪，海涅看着这对年轻的夫妇，看着在篮窝里抽搐的小燕妮，急中生智，用热水为孩子擦身，窘境中海涅又是小燕妮的救命恩人。然而，这位恩人，包括海涅自己，又谁都不知道他竟还是马克思母亲的远房亲戚。 　　马克思在极其困倦的时候，真正体验到志同道合的这个革命大家庭的无限温馨…… 　　琳蘅这位农民的女儿，也很爱马克思，爱他的为人，爱他山一般的男子气度，更爱他对事业的追求。同时，她也一样地爱着如同亲姐姐的燕妮。她自幼看着马克思夫妇相濡以沫，真诚相爱，看着他们苦苦等待了7年……这个本来就纯朴的农村女孩子的心灵。只求这对圣洁的主人——好人一生平安，除此以外，她似乎已别无任何希冀。 　　在家庭事务上，琳蘅比燕妮强，比马克思更强，她的到来，于4月初找到了在巴什柯街35号的住宅，5月初又为主人在低廉的工人住宅区的同盟路5号找到了一所房子。由于搬家需要钱，燕妮廉价出售了家具和部分衣物，带着未满周岁的小燕妮从巴黎来到了布鲁塞尔这个新的流亡地。 　　旅馆里，燕妮、孩子和马克思、琳蘅终于又团圆了。 　　这对年轻的夫妻热烈地拥抱后，燕妮看了看写字台上厚厚一叠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潦草的手稿，心疼地说：“卡尔，你瘦了！” 　　“让你一个人带着孩子，你也瘦了。”马克思抚摸着燕妮显得憔瘁的脸颊说，又在小燕妮的脸上轻轻地连连地吻着。 　　眼看一家还住在旅馆里，生活所迫，家里连一张铺着厚羽绒的床都没有了。但是，全家人久别重逢的喜悦心情使他们忘掉了一切烦恼。 　　燕妮又同琳蘅相对含着泪花，紧紧拥抱着。 　　“燕妮姐，你恨我吗？我先过来了。”琳蘅小声地说。 　　“我知道你是不会离开我们的。因为钱，我们才不得不作出这个决定。”燕妮赤诚地说，“要不是你过来，那个不会生活的卡尔还不知道要饿成什么样子呢？姐怎么还会怪你呢？” 　　燕妮到来的最初几天，马克思放下了工作，他带着他的夫人到风景优美的布鲁塞尔浏览，从小小的胡同一直逛到郊区。这对青年情侣在美丽的绿色的树林徘徊，在绿穗茵茵的田野里寻找舒适的休憩，有时他们像孩子一样大笑，当地里的农民走过这一对恩爱夫妻面前摇晃着脑袋的时候，马克思更是纵声大笑。这些天，他就像小孩子一样喜笑颜开，因为他的燕妮又回到了他的身边。 　　在散步的路上或在家里，马克思常常同燕妮谈论当前形势。 　　马克思启发燕妮说：“你好好观察当前形势，世界上到处都在动荡，工人们再也不能忍受命运带来的更多灾难，工人们准备捍卫自己，反对工厂主和容克地主的剥削。工人们有充分的权利这样做。” 　　燕妮提醒马克思注意去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的事，她激动地说：“人们在那里加倍地剥削工人，有一次市场的投机家大批收买他们的商品；另一次是地主要求增加完全非法的租税，这是多么可耻的事。这个地区差不多竟有半数的居民的确迫于饥荒而死亡。” 　　“燕妮，我亲爱的，人们是不能用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想象的方式去消灭剥削的人。他们引导工人脱离阶级斗争。只有唯一的一条出路：无产阶级的一切力量在一个革命政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工人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国家，而且为了把全人类永远从剥削下解放出来，这个政党本身必将是被压迫群众的领袖。”马克思本来与燕妮安静地对着坐，现在他站起身来，燕妮也畅谈己见，激昂地维护工人，真使马克思喜不自禁，他小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那么燕妮，你懂得我的想法吗？你理解我的理论工作和我的革命活动是不可分开的吗？没有一个无产阶级的党是不可能改变社会关系的。”马克思又在房间里急速地来回走着。燕妮牢牢地抓着他的短衣的袖子，低声地说：“恩格斯很快就要来了。我想，你将在他身上找到一个比我更好的合作者。” 　　5月，马克思迁到工人住宅区的同盟街，这儿是一个比利时民主主义者的家，恩格斯也毅然离开他父亲的公司来到这里住下了，恩格斯成了马克思一家的邻居。 　　来到新的流亡地，马克思于第二天就向比利时国王列奥波特一世递交了一份申请书，请求批准他居留比利时。为了得到批准，马克思拿出了出版商列斯凯签字的一份合同，并在3月20日写出一张字据声明，表示不发表有关政治问题的文章，这样，才得到定居布鲁塞尔的批准书。既然被禁止在德国和法国居留，那么，能在布鲁塞尔把家安置下来，马克思觉得也很幸福了。 　　寓居布鲁塞尔初期，马克思由于和比利时政府签了协定，因此较少从事政治活动，而将大部分时间从事理论研究，他所进行的研究活动，目的只有一个，这就是深刻反思“德意志意识”，并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论证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为此，马克思刚到布鲁塞尔不久，就写下了《关于费尔巴哈提纲》，这些提纲在3月的时候，就是说，差不多在恩格斯完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本书的时候起草的。《提纲》形成了《神圣家族》和后来一部著作之间的连接线。 　　马克思急于要研究并着手新的著作，他同恩格斯设法弄到了去英国的旅费，一块去了曼彻斯特恩格斯在英国居住的地方，通过恩格斯的帮助，扩大了同那里工人的接触，深入研究英国的工人运动经验，后又去了伦敦同“正义者同盟”成员和宪章运动的领导人讨论国际民主联合会的可能。一个半月后返回布鲁塞尔。回到布鲁塞尔郊区，马克思不顾出版商列斯凯的催稿，放手写作《政治和政治学批判》，恩格斯也把写作《英国通史》的任务暂时搁置一旁，他们以《提纲》的“连接线”开始第二次合作，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重要著作。 　　这个工人住宅区的一对邻居的灯光常常通宵长明，有时，恩格斯干脆同马克思同桌伏案，马克思写恩格斯抄，恩格斯在抄的过程中会直言不讳的提出一些问题来，这样，直接修订成正稿。恩格斯也会对马克思难以辨认的潦草的字迹不时发出胜利者的喘息声，两人又相对会心地笑起来。马克思笑的声音很响亮，不仅家里人不能安睡，还不时惊醒工人们白天在工厂生活的一场场噩梦。 　　这对邻居合写的巨著，批判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和他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彻底清算了青年黑格尔分子布鲁诺·鲍威尔和无政府主义者麦克斯、施蒂纳的主观唯心主义，深刻揭露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假社会主义面目。第一次以比较完整的系统的方式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性和科学共产主义理论，这是完成了一次历史观上的一场革命。 　　5月完稿后，遗憾的是这部著作一直没有找到出版商，马克思却幽默风趣地说：“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 　　1846年2月，马克思同恩格斯组织居住在工人住宅区的毕尔格尔斯、赫斯夫妇和塞卫斯提安·载勒尔在这里办了一个规模不大的德国通讯社，后来还来了几个波兰和比利时的朋友，其中有档案管理员日果。燕妮的弟弟埃德加尔也成了通讯社成员，后来，威廉·沃尔弗（鲁普斯）也到这里来参加了通讯社，德国著名的空想共产主义者代表魏特林也来到通讯社。 　　通过这个德国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努力，又很快在世界各地发展成立了其他共产主义通讯社。 　　巩固宪章派左翼领导人和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在伦敦成立了通讯委员会，正义者同盟巴黎支部也在巴黎成立了通讯委员会，德国的科伦、爱北斐特、汉堡、莱比锡、马德堡、柏林等城市也相继成立通讯委员会。 　　通过广泛的国际通讯，马克思和恩格斯向各国共产主义者和先进工人传播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批判工人运动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消除它们对工人运动的消极影响，引导各国共产主义者和先进工人积极投身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领导下，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逐渐成了当时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中心，提高了各国共产主义者和先进工人的思想觉悟，加强了他们之间的团结，在思想和组织上，为创立无产阶级政党作了准备。 第15章 迎接曙光(1) 　　“我们不应只是用浩瀚的典籍使学术界获得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必须赢得德国的、全欧洲的无产阶级赞成我们的主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到目的。”马克思同恩格斯说，他不再只是在书斋里工作，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书生式的科学家，他尽可能广泛同工人们在一起。 　　他在布鲁塞尔的工人中听到了许多对于他的科学著作有益的东西，无产阶级对于现行法律和劳动关系的不满给了他很多启发，工人们的正义的愤怒，不断地给予他从事工作的新力量。 　　他也注意研究普鲁士的情况。1845年至1847年的马铃薯病虫害和谷物歉收使普鲁士发生了饥荒，工人们的工资仅仅可以在贫困中维持生存。 　　普鲁士的工商业虽然近年来有了良好的发展，可是它的资产阶级却陷入越来越大的困境。廉价的英国工业品，特别是纺织和布匹把德国的工业产品排挤出自己的民族市场。 　　政府的处境也很困难，它需要资金维持自己的统治，见工人身上榨不出油就直接压迫资产阶级。八个省的地方议会代表被国王召集到柏林举行一次共同会议——联合邦议会，以便通过决议，募捐债款。 　　但资产阶级却不同意给国王以广泛的政治和经济的让步。前《莱茵报》的主要股东、工厂主汉泽曼公开宣称：“在金钱问题上没有情面可讲。” 　　因为国王的要求遭到了议会的拒绝，邦议会便被迫解散了。 　　恩格斯去了巴黎通讯社组织工作，就此也给马克思写信道：“事情已经很明白，资产阶级从愚蠢的国王、腐朽的贵族和傲慢的官僚手里夺取政府力量，借以巩固自己的时刻已经明显地到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同时意识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历史时期的到来。 　　他们注意同革命团体和组织、同英国宪章运动和法国社会主义者取得广泛联系，马克思当选为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副主席，他们影响着《正义者同盟》，而又确实不干预同盟内部的事务。 　　这个时候，《正义者同盟》已经认识到它本身政治上的不足，便于1847年1月20日派遣同盟的一位重要代表莫尔来找马克思。 　　“我是代表我们的盟员来的。”他比平常略略谦虚地说：“我们深信你的见解的正确，也同样深信有必要使同盟从旧的、密谋的传统的作风和形势中解放出来，如果您加入同盟事务的领导，您就有机会在同盟大会上把您的批判性的共产主义写进一个宣言中去，这个宣言将作为同盟的正式宣言公布，然后我们也促进用一个新的、合乎时代和目的的组织去代替同盟的旧组织。” 　　马克思听到这个消息，他立即写信给正在巴黎逗留的恩格斯，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 　　伦敦位于泰晤士河畔，是座有无数街道和许多桥梁的喧嚣的城市。 　　伦敦议院尖塔上大钟的深沉钟声，从隐约可见的钟塔传到大街，越过泰晤士河河西。 　　5月初的一天，深沉的钟声中，恩格斯和威廉·沃尔弗从巴黎赶来这里正召开的正义者同盟第一届代表大会。 　　威廉·沃尔弗是代表马克思所在的布鲁塞尔支部来的，马克思因家庭经济上的困难而免去这趟旅行，没有参加这次大会。他一再写信告诉恩格斯，“有你们俩去参加了会议，我就什么都放心了！” 　　大会之前，当他们还在伦敦大街上一道赶路的时候，恩格斯对威廉说：“必须抛弃那些隐蔽活动时代就形成的神秘作风，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的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这一点，我是同马克思一致的。因此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使它以这个形式写进章程的第一条里去！” 　　威廉这时也是马克思忠实的合作者，他点头表示同意，“用不着操心，就我们所理解的同盟盟员的心情，我们是不会有困难的，他们早就看出马克思是正确的。” 　　恩格斯自始至终参加了大会，大会讨论了新的章程，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 　　代表大会以民主方式进行了选举，并且规定对那些搞阴谋诡计企图置同盟于其独裁之下的人，随时撤销其代表资格，新章程提交各个支部审核、讨论，以便在第二次同盟代表大会上通过。这次改组同盟和讨论制订新的章程已标志着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的诞生。 　　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马克思抓紧了《哲学的贫困》脱稿，有力地回击了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观点。 　　7月初，《哲学的贫困》正式出版。 　　7月27日，恩格斯从巴黎赶到布鲁塞尔和马克思研究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问题。 　　8月5日，布鲁塞尔成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支部和区部委员会。马克思当选为支部主席和区部委员会委员。 　　终于，1847年11月的最后几天里，马克思在思想上和经费上都有了较充足的准备，他和恩格斯分别由布鲁塞尔和巴黎去了伦敦。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们请马克思在代表大会上亲自阐述他的新理论。 　　持续10天的整个代表大会期间，马克思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他的《哲学的贫困》一书的论战性的著作，在学术界第二次代表会议上引起很大的震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受代表们重托，负责起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宣言。 　　12月天气沉闷而阴黯，从北方和西北方来的风暴袭击了比利时全境，随后伴之而来的常常是大雨。 　　连日来，29岁的马克思又从不间断地坐在写字台旁写作。马克思一直在重新而详尽地思考纲领的各个方面。在他的脑子里浮现了一种想法，即一定要用热情的文句第一次广泛地阐述他的学说。 　　宣言的段落安排虽是已经写在纸上，但在他开始起草之前，还是动用他那熟谙的科学的基本知识去审核和权衡一切。他写信给再度留居巴黎的恩格斯，告诉他自己的写作计划。 　　过了一些时候，他收到了回信： 　　请你把《信条》考虑一下。我想，我们最好是抛弃那种教义回答形式，把这个东西叫做《共产主义宣言》……我将把我在这里草拟的东西带去，这是用简单的叙述体写的，但是校订得非常粗糙，十分仓促，我开头写什么是共产主义，随即转到无产阶级——它产生的历史、它和以前的劳动者的区别，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和发展、危机、结论，其中也谈到各种次要问题，最后谈到了共产主义者的党的政策…… 　　马克思于次日早上动笔起草，当晚写完了《共产党宣言》的导言“一个魔怪出现在欧洲——共产主义的魔怪……” 　　资产阶级政府、反动政客和教会、资本家和地主，在他们反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斗争中进行露骨的煽动，对这些煽动和谎言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因此，马克思公开阐述了共产主义的真实的目的、见解和企图。 　　紧接着的一章则具有普遍的规律性，按照一定规律演进的社会发展史在行将来临的革命中，考虑本国特点的各国共产主义者的策略。这种思想贯穿在直到那个结束语的整个篇幅里，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代替了旧同盟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 　　随着形势的发展，从1846年开始，马克思注意走出书房，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同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直接向工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 　　1846年3月30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召集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会议讨论如何组织共产主义理论宣传的问题，会议在马克思的家里举行，参加者讨论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事宜。 　　“凡是献身于改造劳动事业的人，必须了解彼此的观点，并制订一种共同的理论，作为那些没有时间或机会来研究理论问题的后继人的旗帜……”恩格斯谈了出版的目的和意义。 　　这时，魏特林这个德国空想共产主义代表却直言不讳地插了进来。他要求出版他的空想体系及其他一些教学方面包括新的语法书籍。 　　魏特林很快发现马克思的一对眼睛从黑脸、黑头发、黑胡须的地方射出两道谴责的光柱来：“魏特林，你在德国大叫大嚷地鼓动，请你讲一讲，你根据什么来证明你的活动是正确的？你根据什么来确定将来的活动？” 　　魏特林裁缝工人出身，是德国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理论家、空想共产主义的主要代表，受“正义者同盟”委托，他写作和出版了《人类的现状和未来》和《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在盟员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由于他死抱住空想共产主义理论不放，又发展到不顾工人运动宣传发动的大局，还堂而皇之地为自己解脱。 　　他不是要创立新的理论纲领，而是要采用一种更有效的办法，像法国的经验所提供的那样，使工人们看清自己的可怕处境，识别执政者和各种组织对他们的一切不公平的言论，不要轻信后者的任何诺言，而要靠自己的力量建立民主和共产主义的社团。 　　魏特林用回忆过去从各地寄来几百封感谢信来安慰自己；他认为他的平凡准备工作也许要比抛开苦难的人民来进行批判和空洞的理论分析更有助于共同的事业。 　　“无知从来也不能帮助任何人！”马克思听到他最后几句话时，气得再也忍不住了，使劲捶了一下桌子，桌子上的灯震得摇晃。 　　5月11日的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会上，马克思就克利盖的错误思想起草了《反克利盖通告》，会上通过时只有魏特林一个人投反对票。 　　马克思在《反克利盖通告》中指出，克利盖在《人民论坛报》上所宣传的观点不是共产主义。他所表现出来的倾向，采取幼稚而又夸张的方式，大大地损害了共产主义政党在欧洲和美洲的声誉。他以“共产主义”名义所宣传的伤感主义梦呓，如果被工人阶级接受，就会使他们的意志颓废。 　　不久，这个坚持以爱情为基础、洋溢着情爱的、充满温情的共产主义的报刊被迫停刊，克利盖和魏特林的那些拥护者在盟员中的威信大大下降。 　　1847年9月27日，布鲁塞尔成立“德意志工人协会”。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支部和区部以后，积极参加和领导了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工作。马克思认为，在即将到来的欧洲革命中，无产阶级必须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联盟，共同反对欧洲各国反动派。因此，他十分关心欧洲各国民主派的活动，并与英、法、德和瑞士等国的民主派建立了联系。 　　成立协会的当天，马克思因特殊情况未能出席大会，然而，会员们选举了马克思担任了副主席，由比利时民主主义者吕西安·若特兰担任主席。 　　欧洲革命形势的日益发展，马克思开始登上向工人群众演讲的舞台。 　　他的《关心自由贸易的演说》、《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演说在布鲁塞尔工人运动中先声夺人，引起了强烈反响。以后，这位29岁的黑胡子出台演讲，场场爆满。演讲中，那种恰到好处的仰头、眯眼、抖须的细微动作和那铿锵雷霆般震得长发煽动——犹如山鹰展翅，更为其独到的见解推波助澜…… 　　台下的心潮澎湃，经久不息，有些工人竟然乐意让人骑在自己的肩膀上，让自己头上的人唤出自己的心声—— 　　“我的亲爱的！马克思老爹！” 　　“说出了我们要说的话！” 　　“卡尔老爹！你才是我们工人的老爹！”“……” 　　于是，这位29岁的年轻人，以其形似和神似的“马克思老爹”从布鲁塞尔的工人运动中传播开去…… 　　当时，共产主义通讯社（同盟）中央委员会在英国伦敦，马克思因政治流亡者的约束，他还只领导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而伦敦的中央委员会在一切重大问题上却事先要听取布鲁塞尔区部的意见。 第16章 迎接曙光(2) 　　1847年10月，同盟中央委员会决定在11月29日如期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以便正式通过同盟章程和纲领，从思想上、组织上巩固第一次代表大会取得的成果，当时在同盟的不少支部中，特别是在瑞士和德国，宗派主义分子还很活跃，他们反对同盟中央的纲领。同盟中央预计到即将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宗派主义分子会制造危机，会发生激烈斗争，迫切希望马克思能出席这次大会。在10月18日中央委员会给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的信中说：“如果马克思能出席大会，我们真是高兴已极，我们将尽力减轻你的费用负担，请你们尽力而为，如果克服了这次危机，我们将取得胜利！” 　　马克思、恩格斯也认为这次大会最终确定同盟的纲领和有关事宜，恩格斯还受巴黎盟员的委托，并拟了一个新的纲领草案：《共产主义原理》。11月间，马克思、恩格斯分别由布鲁塞尔区部和巴黎区部选为出席大会的代表。这两位战友约定在赴伦敦途中，先在比利时海岸城市奥斯坦德会晤。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这样我们就有足够的时间来商讨有关事情；这次代表大会将是决定性的，因为这一次将完全按照我们自己的方针来掌握大会。”11月27日，他们在奥斯坦德“王冠饭店”会面，详细讨论了大会所要解决的问题。第二天他们一起横渡海峡，前往伦敦。 　　11月29日至12月8日，共产主义者同盟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来自德国、法国、英国、瑞士和比利时的代表。英国宪章派的左翼领袖哈尼和琼斯也参加了大会。大会经过讨论，批准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这个章程比起草案更精确地体现了科学共产主义的精神。同盟的目的，草案中规定是：“通过传播财产公有的理论并尽快地求其实现，使人类得到解放。”正式通过的章程则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章程对草案中的“盟员的条件”也作了重大修改，规定盟员必须承认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和活动必须符合同盟的目的，要有革命毅力进行科学共产主义的宣传，服从同盟的一切决议，保守同盟秘密，不得参加反共产主义的团体。这些规定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对自己成员的严格要求。章程的这些重要改进无疑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努力的结果。 　　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同盟的纲领。这个议题占去大会的大部分时间。马克思以其渊博的知识、严密的逻辑、令人信服的论据，系统阐明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原则和策略原则，对形形色色的冒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进行了切中要害的批判。会上尽管有激烈的争论，但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纲领说出了工人们的心里话，完全符合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信服马克思的理论，心悦诚服地接受他的理论。最后大会委托马克思、恩格斯“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纲领。”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最后完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创建工作。从此共产主义者同盟作为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登上历史舞台，恩格斯在后来的总结说：“这个不大的战斗队，却拥有一个大家都乐于服从的第一流领袖马克思，并且有赖他才具备了一个至今还保留其全部意义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纲领——《共产党宣言》。” 　　1848年2月，《宣言》在伦敦利物浦大街46号“比索普门”印刷厂里印刷，一个23页的小册子于2月24日问世。 　　《宣言》好似一声春雷，唤醒了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它犹如一座灯塔，照亮了各国无产阶级争取解放斗争的航道。《宣言》出版立即受到热烈欢迎，1848年它就被译成法文、波兰文、意大利文、丹麦文、佛来芒文和瑞典文，后来被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在全世界广泛传播。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说：“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带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起到加利福尼亚止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 　　《宣言》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这种著作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使命的理论。”《宣言》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考察了阶级斗争的历史，特别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产生、发展和斗争的历史，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它指出，自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阶级斗争是由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个基本矛盾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曾经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执行过历史对封建生产关系的判决。资产阶级社会曾经像巫师那样用法术创造出庞大的生产力，而现在却无法驾驭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从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形成变成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个桎梏必须炸毁，如同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所代替的那样，资本主义必将为共产主义所代替，这是历史的必然。而执行历史对资本主义的这一判决的人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用来推翻了封建制度的那个武器，现在却对资产阶级自己了。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动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无产阶级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它是社会的最下层，一无所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加以保护，它只有“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才能翻身得解放。它只有解放一切被压迫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才能争得自身的解放。因此，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最后“转变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还阐明了共产党的性质和任务。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它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它把无产阶级中最优秀的分子组织在自己的队伍中，它是无产阶级的最先进、最觉悟的部分。他们还规定了党的最近的目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就是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还向无产阶级提出了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伟大任务，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他们还强调指出，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不仅在物质领域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而且必须在精神领域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用铿锵有力的语言向全世界宣告：“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共产党宣言》像太阳、月亮从欧亚大陆的西部跳出了地平线，劳动人民从漫长黑夜中见到了光明，看清了世界的本来面目，于是，国际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有了行动指南。 　　这本科学共产主义的出生证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纪元。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写上了为之奋斗的旗帜，劳动者作为一个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剥削统治的战斗在“宣言”的诞生地拉开了血红的序幕。 　　第一次印刷的《共产党宣言》刚刚发行。 　　1848年2月下旬的一天。 　　马克思旗样舞动一张报纸，高兴地来到燕妮面前，这是一份巴黎律师赖德律——洛兰自费出版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报纸。 　　《改良报》带来了一份详细的报告，马克思激动地说：“我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抨击过的一位最恶劣的警犬大臣基佐被推翻了！愤怒的工人、学生和小市民举行了起义，国民卫队拒绝效忠国王路易·菲力浦，参加了起义。工人们武装起来，释放了犯人，筑起了市街栅寨，与国王的军队发生了冲突。工人们被枪杀，人民举起火把向遇难者致敬，号召武装起来！” 　　巴黎大街上的人民在高呼“vi ve la républ i que！共和国万岁！”“改革万岁！”和《马赛曲》的沸腾声就像一阵阵潮水从马克思的耳际飞过。 　　马克思在弹簧矮椅上坐下，让燕妮读报的时候，他在想象着未来的一切，大部分的资产阶级，首先是工厂主反对1830年的“六月王朝”，反对银行家的统治。他们要求扩大选举权，参加政府。 　　马克思自己问自己：“那么德国呢？这个不幸的国家，它不统一，四分五裂，政治和经济被束缚，处于瘫痪，还一直处在诸侯的羁绊下。” 　　“普鲁士的工人将会照巴黎工人的样子做！”他满怀信心地说，“啊，燕妮，要是我现在在巴黎多好啊！” 　　过了几天，人们知道巴黎的工人们摧毁了国会、兵营和土伊勒里宫。国王逃到英国，他的宝座被当街焚毁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临时政府被迫宣布成立共和国。 　　巴黎事变使马克思非常激动，他和他的战友们很久以前就已经见到有朝一日人民群众将坚决行动起来，并开始摇撼反动秩序的支柱。 　　“这一天已经到来！” 　　“革命的暴风雨已经来临！” 　　资产阶级革命风暴几乎已席卷了整个欧洲。 　　法国、德国、匈牙利、波兰、捷克、意大利、英国和爱尔兰等地都开始点燃了战火。 　　马克思也亲身沐浴着急风暴雨。正当比利时的资产阶级同国王进行谈判时，国王把军队集结在首都周围，人民群众敢于徒手同反动武装交锋。比利时政府特别致力于向住在布鲁塞尔的外国人主要是德国工人和政治流亡者进行挑衅，不分青红皂白把威廉·沃尔弗逮捕，肆意虐待，驱逐出境。 　　面对革命的大风暴，在布鲁塞尔的德国流亡者不管是共产主义者还是民主主义者，都和比利时的民主派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共同行动。 　　几天前，马克思才从父亲的遗产里获取一笔巨款，马克思和燕妮立刻拿出几千法郎去武装布鲁塞尔徒手参战的工人。尽管他们经历了多年穷困生活之后才刚刚有希望在物质上得到一些保障，却毫不犹豫地将个人的利益服从了革命运动的需要。 　　在伦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鉴于形势的变化，决定将中央委员会的权力也移交给布鲁塞尔区部，以便及时指导欧洲大陆的革命。于是在布鲁塞尔成立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马克思直接领导中央委员会的工作。 　　马克思通过共产主义者同盟支部、德意志工人协会和布鲁塞尔民主协会进一步积极开展活动，组织发动群众，迎接日益逼近的革命风暴。 　　民主协会由过去每周一次集会改为天天集会，并通过决议要求市政当局建立一支有工人和手工业者参加的武装力量。 　　2月28日，民主协会给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发出贺信，祝贺法兰西民族完成的功绩，并感谢它对人类所作出的伟大贡献。 　　3月1日，法国临时政府委员斐迪南·弗洛孔以法国人民的名义邀请马克思去巴黎，他在来信中说：“勇敢而正直的马克思！法兰西共和国是所有自由之友的避难所。暴政把您放逐，自由的法兰西向您、向所有神圣事业和各国人民的友好事业而斗争的人们敞开着大门！”这正符合马克思的心愿，马克思早就渴望奔赴革命斗争的中心地了。 　　就在马克思接到这一邀请函的3月3日同一天傍晚，比利时警察当局通令把马克思在24小时内驱逐出境。 　　当夜，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在马克思家召集紧急会议，会议委托马克思到巴黎去成立新的中央委员会。 　　会议刚散，警察闯进了马克思的住宅。 第17章 无国籍者被捕 　　1845年流亡比利时后的9月间，马克思以其曾学法律专业的敏锐对自己的政治流亡实行保护措施。 　　马克思向特利尔市市长赫尔茨请求给予他一张“侨居北美的政府许可证”。为防万一，他还确切说明了在服兵役问题上他完全没有问题。 　　市长不愿意独自作出决定，便把马克思的这一请求转交给内务部，由三个顾问共同考虑。他们研究了马克思的案卷以后，认为可以利用他这次请求，一劳永逸地摆脱这个危险人物。此外，他们还指出，此事不能拖延：报界已经为马克思离境的事闹腾过一次，这次可不要再掀起新的喧嚣了。 　　内务部官员们惧怕这位已离境的当时还只28岁的公民。政府注意到了顾问们的考虑，对这位危险的青年的请求以不再是普鲁士公民作为条件准许他出国。 　　这样一来，马克思失去了国籍。他从未想过要侨居北美，只不过是想保护自己在国外的政治活动中不受普鲁士政府的迫害而已。 　　然而，对这个没有了国籍并离开原本国国土的公民的政治要人，普鲁士政府依然恐惧他在旧地的影响力，一直注视他在国外的活动。欧洲革命爆发、德国战火点燃时，就正如燕妮分析预见的： 　　“当对德国工人认定，他们必须拿起武器的时候到了，他们得到了短剑、手枪等等。卡尔很乐意为此拿出钱来，恰好当时他刚得到一份遗产。政府认为这一切是阴谋、犯罪的打算，因为马克思拿到了钱，买了武器，这就是说必须把他弄走。” 　　于是，普鲁士政府及时伙同比利时政府，企图赶走这个政治危险人物，让他的一家大小无生存落脚之地。 　　这时的燕妮，她想到了自己的那位在普鲁士政府出任大臣的哥哥，心里在流血、流泪…… 　　然而，“奇迹”也就这么发生了。 　　同一天，马克思收到比利时政府的驱除令，卡尔·马克思务必在24小时内离开比利时国境，很快，又收到一张法国临时政府委员会恭请马克思的一家侨居巴黎革命中心的邀请函。 　　后者，还是以法国人民的名义在邀请啊！ 　　比利时政府给马克思的驱除令发出后，警察当局却对其中的24个小时的权力也剥夺了，连夜将马克思逮捕，几个小时后又将燕妮也逮捕。 　　“3月3日傍晚5时，我接到了在24小时内离开比利时王国的命令。当天夜里，我就忙着准备出发，突然一个警官带着10名警察闯进我的住宅，搜查了整个房间，最后以我没有身份证为借口，逮捕了我。且不说我有杜沙特尔先生把我逐出法国时发给我的完好无缺的身份证，我手中还有逐出比利时的命令，这还是几小时以前才给我的。 　　编辑先生，我的被捕和遭到的犯罪对待甚至在奥地利都是难以想象的，否则我也不谈这些了。 　　我被捕后，我的妻子就立刻去找比利时民主协会主席若特兰先生，请他采取必要的措施。当她回到家里的时候，在门口碰见了警察，后者彬彬有礼地告诉她，如果她想和马克思先生谈话，请随他走。我的妻子马上就接受了这个建议。她被带到警察局，警官一开头就对她说，这里没有马克思先生，接着就粗暴地审问她，问她是什么人，为什么到若特兰那里去，她是否持有身份证。陪她一起去警察局的比利时民主主义者日果先生对警察提出的这些荒谬而无礼的问题表示愤怒，但警察禁止他说话，把他抓起来送到监狱里去。他们以游荡为名，把我的妻子送进市政厅监狱，和妓女一起关在阴暗的牢房里。次日上午11时，一队宪兵在众目共睹之下把她送到侦讯室。不顾各方面的坚决抗议，把她拘留在禁闭室达2小时之久。她在那里忍受了宪兵的极其可恶的对待。 　　最后，当她站在侦讯员面前时，侦讯员对勤勉的警察就差没有把孩子们也一起逮捕表示惊奇。审讯可能是纯粹形式主义的，我的妻子的全部罪名就是她虽然出身于普鲁士贵族，却赞成丈夫的民主信念。 　　关于这件令人愤怒的事情的全部细节，我不想再谈了。只告诉你一点，当我们被释放时，24小时的限期已满，我们不得不立即离开，连最必需的东西也没有来得及带走。” 　　马克思于3月5日来到巴黎后，他在《改革报》揭露了布鲁塞尔警察当局的这一卑鄙行径。 　　巴黎群众见报后引起了轰动。 　　“为马克思先生一家讨还清白！”…… 　　呼声很快传到了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工人群众甚至整个比利时的群众，四处掀起了讨伐布鲁塞尔警察局的浪潮。 　　“为马克思老爹申冤报仇！” 　　“还马克思老爹一家清白！严惩逮捕无辜的警察当局走狗！” 　　“为马克思老爹雪恨！”…… 　　讨伐的群众震惊了比利时国会，国会终于答复群众的要求—— 　　逮捕马克思和他的妻子的警长在群众的呼声中被立即撤职。 　　巴黎的3月，春的讯息把居民纷纷吸引到郊外，吸引到宽阔的大街和公园去浏览。这时，到处都见有刚刚砍伐过的光秃秃的树墩。2月14日起义胜利的夜晚，砍伐了4000棵树建筑了市街栅寨。 　　城市里依然是一片饥荒，工人们都在观望，仍然寄希望新政府。 　　在博马舍大街上的一所房子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并坐着，他们知道临时政府不能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 　　这两位朋友密切注视着德国的形势。在那里，革命已经迫在眉睫了。 　　“革命的主要任务是统一德国。”马克思激昂地、一字一句地说：“铲除小的邦国是符合一切阶级的利益！当然对诸侯和贵族是不利的，现在问题在于争取群众赞成我们的思想。” 　　马克思接着说：“既不要像巴塞尔曼设想的那样，在联邦议会里委派全德的人民代表，也不要像自由党人建议的那样，让一个制宪的普鲁士控制整个德国。这些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民主主义者也是目光短浅的。他们想按照美国的榜样建立一个以共和政论领导的联邦国家。至于让任何一个邦国，或为君主立宪君主制，或为共和政体，这不是一种更大的糊涂思想吗？这种联邦主义就意味着把小国群永远保存下来。” 　　“他们的想法很狡猾。”恩格斯插话说，“用永远保存小国群的办法来增加建立全德意志工人运动的困难。” 　　马克思在深思，雪茄烟吸得丝丝地响，他有些激动地说：“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我们最好起草一个传单，全德意志应该宣布成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的共和国。它的第一个要求应该是：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允许德国普鲁士化和小国群永久化。必须摧毁容克地主统治的和军国主义的普鲁士警察国家！这个国家是镇压德国革命的唯一的、真正的内部敌人。我们必须阻挡它对全德国的统治。国家的分崩离析只有消灭诸侯割据才能结束。我们必须按照这个意思起草传单。” 　　恩格斯赞成朋友的意见，他补充说：“所以我们也要同时为解散哈布斯堡帝国而斗争，那儿除了有百万德意志人以外，还有无数其他各族人民在遭受压迫。” 　　夜深2点了，他们两人根本没有睡意，燕妮从隔壁房间一再进来催请他们停下来休息，等到第二天再继续工作。琳蘅也就这么陪着这两位亲密战友，不停地倒葡萄酒、倒咖啡……烟蒂和火柴梗又堆满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完全沉浸在即将来临的革命暴风雨中。他们还不愿离开，这时的燕妮也不会去说马克思的烟抽得太多，只好听了丈夫对她的安慰： 　　“燕妮，你去睡吧。非常时期，我们还要工作几个小时呢！” 　　“琳蘅也去睡，没必要陪着我们。” 　　马克思又转向恩格斯，继续按他的思路谈下去。 　　“在革命中，必须为全体德国人争取民主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而斗争。英国、美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完成的那些事情终究必须补做。我们要求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目前在德国，每一个人民他的住所都有不经法律程序、没有任何理由而被警察随意逮捕和投入监狱的可能，因而建立刑事陪审法庭和公开审讯也是必要的。除了德国的统一，另外的目标就是民主化。我们必须号召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工人共同在德国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农村中的封建奴役制必须予以肃清；军队应该改造为人民的军队；民主制度必将能为武装的人民所支持。” 　　马克思脸兴奋得赭红。他拿从法国革命中汲取的教训同他的思想和即将发生的革命概念进行比较。法国革命的这些教训十分清楚。 　　恩格斯的思想这时正停留在奥得河彼岸的波兰人民身上。10年来，普鲁士国王和容克地主用刺刀和榴霰弹，用烧毁村庄和屠杀百姓，镇压了普鲁士占领区内的波兰民族追求解放的各种尝试，他们完全同哈布斯堡家族一样，在本国用武力镇压了许多国家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他说：“德国革命的任务是：不仅要为争取一个统一自由的德国，而且也是为被压迫民族的自由解放而斗争。” 　　马克思对于这问题也有过深入的研究，他补充说：“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德国只有在让邻国获取自由的情况下，才能自己获得自由。” 　　这两位朋友一直面对面坐着，畅谈到翌日清晨还没有睡意。 第18章 138名亡者的葬礼 　　德国资产阶级利用法国事件在德国诸侯宫廷引起的忧悒重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一个广泛的人民运动开展起来了。资产阶级委派代表团向诸侯们递交请愿书，工人、学生和小市民走上大街，为争取他们的权利举行游行示威。有些诸侯作了让步，资产阶级满足于他们轻易地争得的妥协，而且认为革命已经结束了。 　　还一直在巴黎逗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到了关于德国事变经过的准确情报。他们知道，在南部和西南部德意志各邦的首府，市民已经可以自由集会，并且成立了市民自卫军。在巴登、黑森和符腾堡，农民举行了起义，焚毁了地契和账簿，他们停止向可恶的诸侯们缴纳赋税，并且驱逐了诸侯委派的官吏。 　　在维也纳，革命的群众进行着激烈的街垒战。过了几天，柏林的工人和市民也揭竿而起，号召拿起武器。工人、学生和手工业者手持刀剑、手枪、铁棒和大斧等武器，在黑、红、黄三色旗帜下联合起来，同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调集的军队展开了战斗。国王的军队在顽强的垒战和巷战中被击退了，国王的伪善的布告《告我的亲爱的柏林人民书》被撕得粉碎，扔进了大街上的污水沟。 　　人民胜利了。国王不得不撤回他的军队，全柏林飘扬着红、黑、黄三色旗帜；人们把死者和伤员安放在担架上，他们的身旁放满了鲜花，一直被抬到王宫前面。 　　“国王应该看一看我们的牺牲者！”人民高呼：“释放犯人！” 　　情绪越来越激动，牺牲者无声无息地、僵硬地带着裂开的伤口躺在担架上。 　　“国王应该出来！”群众的呼声更加响亮，更加激烈。 　　国王偕王后出现在王宫的阳台上，不得不脱帽向死者致敬，勉强着自己，屈服人民对他的要求。 　　在3月20日举行葬礼的那一天，国王不得不向那漫长的、沉默地推着183具灵柩的送葬的行列敬礼。 　　“对！血的报复沉默了，但是，代替它的是从血泊中产生的一种警惕的精神，一种道义上戒备的精神。它使我们……防止各种堕落，这种堕落使德国人民成为本国和外国政治的工具。……警惕和努力，纠集你们流血牺牲的兄弟的亡灵，纠集他们，因为他们不是为了区区小子而牺牲的！”这是在弗里德里希丛林墓地安葬时讲的一番话。 　　人民是胜利了，但是，三月革命只能说是半个胜利。资产阶级不去压服国王退位，而开始重新与被击败的敌人签订契约。他们在工人革命势力的面前感到惶恐不安，资产阶级背叛了人民的胜利，背叛了灵柩里的幽灵。 　　柏林起义，马克思看到了工人、农民的革命力量，又对资产阶级背叛了人民的胜利深感不安。 　　马克思3月8日到达巴黎，当天晚上，他就同巴尔贝斯领导的人权和公民权协会的中央俱乐部发表首场演说。 　　马克思又同相识的临时政府委员们：斐迪南·弗洛孔、赖得律——洛兰、土伊勒里宫警卫队长雅克·昂贝尔和警察局长马尔克·科西迪耶尔作通宵长谈，第二天又同一些政治流亡者取得联系。 　　这时，沙佩尔、莫尔、亨·鲍威尔、威廉·沃尔弗和瓦劳也先后到了巴黎，3月10日。马克思和他们组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新的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当选主席，沙佩尔担任秘书，其他几个担任委员，恩格斯暂留在布鲁塞尔，他也被选为委员。为了加强对各区部的联系，又马上在巴黎组织了德国工人俱乐部。 　　为马克思的安全起见，法国临时政府委员的朋友——警察局长马尔克又把马克思的一家从博马舍大街上的泽尔夫人的公寓里迁到警察机构办公的地点——格腊蒙街1号“曼彻斯特”饭店住下来。 　　这个“曼彻斯特”的名称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给这个栖身之地起的富于幽默感的绰号，他们任何时候都如此情绪饱满着。 　　在“曼彻斯特”安顿下来的第二天，燕妮就按马克思的委托给魏德迈写信了： 　　巴黎，星期四（1848年3月17日），格腊蒙街1号‘曼彻斯特’饭店亲爱的魏德迈先生： 　　我的丈夫在这个大城市又是那样工作繁忙，四处奔波，他让我请您在《威斯特伐里亚汽船》刊登一则通讯…… 　　本来还想告诉您有关这里每分钟都在扩展的有趣的运动的许多情况（今天傍晚有40万工人在市政厅门前通过）。示威群众不断增加，但是我要料理家务并照看三个小家伙，十分忙碌，只好抽这点时间，从远方向您和您亲爱的夫人致以衷心的问候。 　　敬礼和兄弟情谊。 　　您的到处流浪的女公民 　　燕妮·马克思 　　马克思主席除领导同盟中央的工作，还利用德国工人俱乐部组织了两个协会，两会差不多达4000人，他们对统一德国的问题都积极主张采取革命暴力行动，但内部分歧意见较大。 　　诗人格奥尔格·海尔维格号召建立和武装义勇军来支持不久前在柏林爆发的起义。许多人报了名，队伍也在孟索平原上开始了义勇军的练兵活动。 　　在这种革命如痴如醉、昏头转向的情况下，马克思保持着冷静、清醒的头脑，他力求把一切问题都统统考虑好，把一切问题都弄清楚，他反对海尔维格的冒险行为，并且预见到了这种行为的后果。他懂得，柏林起义还只不过是部分工人先锋队的战斗，还不是革命本身的大规模的展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还在以后（后来才有巴黎的六月起义），而目前的斗争是争取民主共和国，是否能成功，还要看整个无产阶级是否参加这场斗争。 　　马克思同恩格斯商定以后，在这警察办公的住室里开始拟定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即德国建立民主共和国制度的纲领。马克思用父亲遗产的钱以传单形式刊印出《要求》。 　　饭店及咖啡馆里召开一系列的集会，向工人们介绍纲领。 　　为了避免力量过于分散，马克思建议巴黎的德国工人要和法国工人站在一条战线上去。马克思坚信，巴黎的运动一定会巩固发展，只有那时它才能影响其他国家，席卷整个欧洲。 　　然而，分歧意见仍然难以统一，其中，临时政府的一些委员在做帮倒工作。 　　马克思当然主张采取坚决行动，但是这些行动必须是周密考虑、细致准备的。他并没有疏忽以拉马丁为首的临时政府的委员会是多么愿意甚至高兴接受海尔维格关于组织德国义勇军的创议，也注意到他们决然匆忙地把义勇军送出边境，并给他们优待提供行军营和每日50生丁的津贴。马克思看穿了，这是以拉马丁为首的法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图谋摆脱那些可能成为巴黎无产阶级的同盟者的革命分子的手段或策略。 　　拉马丁假仁假义，早就作了如此算计：普鲁士政府有足够时间的准备，在海尔维格的义勇军渡过莱茵河之后，第一次战役中，义勇军就全被击溃。 　　4月1日，拥护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接受马克思的命令，也通过费洛孔委员的帮助享受义勇军出境同样的优待，他们与义勇军大部队活动截然相反，单个分头行动，各人身带的武器不是长枪、大刀，而是《宣言》和《要求》，这样，四百余人悄悄地平安回到了祖国。 　　《共产党宣言》第二次印刷的1000本正好于3月20日运到巴黎，和印成单行本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由流亡法国的工人带回德国，于是，新武器在各地工人革命运动甚至柏林的起义余火中“炸”开了花…… 　　《要求》根据《宣言》最后一章中向德国共产主义者提出的那些战略和策略上的指示，把这些指示具体运用到革命创造出来的新的环境当中。 　　《要求》的开头就提出这样的口号：“全德国宣布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这一要求把矛头指向德国封建反动势力的主力，即指向普鲁士和哈布斯堡帝国这座臭名昭著的欧洲的“人民监狱”。 　　《要求》阐述了人民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共和国所必须实行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凡年满21岁的人都有不受限制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发给人民代表以薪金，使工人也能出席德国人民的国会，而最重要的是代表全体人民，以便能够用人民的武装力量去压倒反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和司法制度，以保证每个德国人都有受教育的平等机会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要求》提出无偿地废除一切封建义务，无补偿地把一切大地产收归国有。 　　《要求》提出把矿井、矿山、私人银行和一切运输工具收回归革命民主主义国家所有。 　　《要求》提出建立国家工厂，国家保证所有的工人都有生活资料，并且负责照管丧失劳动力的人。 　　…… 　　17条要求为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提出一个民主主义的和革命的答案。 　　这个纲领最后是这样极具有鼓动力地呼吁：“为了德国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利益，必须尽力争取实现上述各项措施，因为只有实现了这些措施，一直受少数人剥削，并且今后还有可能受少数人压迫的德国千百万人民，才能争得自己的权利和作为一切财富的生产者所应有的政权！” 　　回国的共产主义者受马克思和中央委员会的委托迅速到各地加强同盟的现有支部，创建新的支部，并在同盟地方支部的外围成立政治性的工人联合会。在这些工人联合会中，他们按照《宣言》和17条《要求》的思想开展活动，充分利用在斗争中赢得的具有民主性质的自由，把为数众多的地方性工人组织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全德意志的工人政治组织。 　　组织多数流亡工人动身回国之后，警察局长科西迪耶尔给马克思发了法国护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焦灼地离开巴黎也回到阔别6年的祖国。 　　人民拥有“新式武器”，扬眉吐气，沸腾的革命热情扑面而来。 第19章 暴风雨中的雄鹰(1) 　　春天又来到了这座古老的、有很多尖塔和狭长胡同的莱茵城。城外的花园和果树园里，修饰整齐的奇异的灌木，在樱桃花丛中间闪耀着淡黄色的光辉。 　　“我们暂且对我们在美因兹的工作满意”，马克思在同他的朋友乘车去科伦的途中说：“我们号召德国所有的工人组织工人协会是正确的，在这个协会中，我们可以给工人极大的支持，直到我们有能力建立工人阶级的独立组织为止。” 　　“但我们在科伦将不会很容易，就我所知，这里的工人居然听信一位医生戈特沙尔克的话，说他正在要求建立工人共和国。多么无聊！” 　　“他们没有正确理解《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答：“这就靠我们同革命的资产阶级共同为反对君主政体和封建土地占有制而斗争，并且同时创造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以便推翻反动的阶级之后能够立即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马克思点头表示同意，他眺望着别墅前的花园，像沿途到处看到的一样，那里绿草如茵，百花盛开。 　　“弗里德里希！春天是个美丽的季节，可惜工人们能够享受的不多，他们从清晨到深夜在工厂里做工，只有睡眠的几个小时才能稍稍舒展眉头。”他点起一支雪茄，目送着雪茄的烟柱被柔软的春风吹散。 　　马克思、恩格斯、德朗克三人一同回国后先到达美因兹。考虑到科伦的拿破仑法典仍在起作用，比德国其他地方享有较多的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加上这里的工业比其他地区发达，工人在人口中所占比例较大，是工人运动的中心。因此，他们又一同转至科伦。 　　到达科伦，立即着手做两件事：一是筹办一家日报；二是建立一个全德工人党，以推动这次革命。为了完成第二项任务，同盟的主要盟员分赴德国各地，在不少地方迅速建立了工人联合会，原计划在这些工人联合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政党，但由于德国无产阶级的大多数觉悟不高，还认识不到有成立一个自己的、不受资产阶级影响的独立政党的必要性，这项任务未能完成。而几百个盟员分散在德国各地的广大群众中，依靠秘密通讯和派遣特使联系已不能直接地指导各地的斗争。这就更加强了马克思创办日报的想法，各地的工人联合会也为日报的出版、发行打下了基础。 　　这位6年前24岁的《莱茵报》主编，因他的激进而《莱茵报》被查封。为了《莱茵报》的存在他主动放弃了好不容易找到了的一份工作，沦为了流浪汉。可是，自己的退却，并不能挽回报纸的命运，报纸终被停刊。 　　……都失去了，母爱失去了，连父亲的遗产也失去了，去荷兰姨父家想沟通母亲的感情也无济于事，得不到家里一文钱的接济…… 　　6年过去了，几多寒暑辛酸不说，带回了三本书，也带回了三个孩子，还怀揣一笔所剩的父亲的遗产。 　　7月里，马克思从科伦的阿波斯托尔街7号搬到了科伦塞西林街7号。工作刚安顿下来，他把回国先住在特利尔岳母家里的燕妮和孩子、琳蘅也接来一块住下。 　　“那位黑胡子的年轻主编回来了！” 　　“一位曾在这里被赶跑了的主编又想要在这里办报纸，要恢复他原来失去的那张报纸……” 　　很快，马克思的住宅区又像在巴黎那样成了这里的革命中心。 　　创办报纸遇到了异乎寻常的困难，首先是缺少必要的资金，因此中央委员会派到德国各地建立同盟新支部和创办工人协会的特使也都努力为报纸筹集资金，但工人们和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帮工手里没有钱，至于那些拥有资财的自由资产阶级，当然谁也不会把资金交给这位撰写过许多无产阶级战斗性著作的前《莱茵报》主编，供他创办一份革命民主主义的机关报。 　　在乌培河谷有很多朋友和熟人的恩格斯，招股也没有大的喜色。 　　“很遗憾，认股的事，在这里很少希望。……问题的实质是，在这里甚至连激进的资产者都把我们看成是他们未来的主要敌人，不愿意把武器交到我们手里，因为我们很快地把它掉转头来反对他们自己。” 　　“从我的老头那里根本什么也弄不到。……他宁愿叫我们吃1000颗子弹，也不会送给我们一个塔勒。” 　　办报所需要的流动资金估计要3万塔勒，这些资本原来打算按50塔勒一股招收，但到5月底，认股总数只有1300塔勒。 　　马克思又从父亲的遗产中拿出3000塔勒，并尽可能征求收取订费：恩格斯从父亲给的生活费中挤出了几百塔勒，千方百计找人认了14股，总共筹集到了1. 3万塔勒，暂时勉强解决了出版报纸的资金问题。 　　报纸取名《新莱茵报》，这是因为一方面表示同过去马克思主编的《莱茵报》有继承关系，一方面加上“新”字以说明两者之间有差异，报纸的副标题是《民主派机关报》。 　　报纸原设想在7月1日出版，由于革命形势发展迅速，反动派迫害的步子也在加快，马克思决定报纸提前出版。报纸创刊号曾对此作了说明：“鉴于反动派实行新的无耻发动，可以预料德国的9月法令很快就要颁布，因此，我们决定利用自由环境中的每一天，从6月1日就开始出报。5月31日晚《新莱茵报》创刊号排版印刷完毕。报贩们来到编辑部，取走刚印好的报纸，立即分送到科伦全城，马克思渴望已久的无产阶级宣传武器《新莱茵报》终于诞生了。 　　在报纸的编辑部里，马克思任总编辑，编委会的成员是恩格斯、维尔特、德朗克、斐·沃尔弗、毕尔格尔斯、威廉·沃尔弗。威廉·沃尔弗兼任秘书。马克思的工作量非常大。他要拟定报纸每天的编排计划，撰写社论，同国内外通讯员联系，选用他们送来的消息，编审大部分稿件，同国内许多进步报刊交往。除了保证每天按时出版，还要经常出版号外和传单，并设法把它们散发到莱茵省和其他地方。此外，处理报纸的财产要花费他不少时间，同当局和反动势力的威胁和纠缠、同自由派报刊的诽谤作斗争等等，也耗去了许多精力。总而言之，马克思是编辑部的灵魂，恩格斯说，马克思的任何决定，“对我们来说是理所当然毋庸置疑的，所以我们大家都乐于接受它。” 　　《新莱茵报》从创刊号直到最后一号，始终都忠实地遵循自己的政治纲领，国家统一、民主、共和的社会主义思想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在每一期《新莱茵报》上。 　　由于《新莱茵报》始终坚持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和支持一切民族的解放斗争，它赢得了广大人民和坚定的民主派的信任。3个月内它的印数就达到了5000份，这是当时德国极少数几家报纸才能达到的数字。同时它的鲜明的政治立场也自然引来了德国封建势力和大资产阶级的敌视和迫害，创刊号的文章激烈反对资产阶级议会这个“清谈馆”的行径，使一半资产阶级股东退出，剩下的一半股东由于马克思坚决支持巴黎工人六月起义也全部退出了。7月6日科伦法院传讯马克思，控告他侮辱国家官吏和警政人员，搜查了报纸编辑部。8月初科伦警察厅通知马克思，科伦市政当局不承认他是“普鲁士臣民”，妄图再次把他驱逐出境。9月26日科伦实行戒严，《新莱茵报》同其他民主派报纸被勒令停刊。 　　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经过种种努力，使报纸于10月12日复刊。11月14日马克思再次被法院传讯，1849年2月初普鲁士政府又接连两次控告马克思危害国家，马克思在法庭上义正辞严为《新莱茵报》的文章进行辩护，无情地揭露政府的种种无耻的迫害。1849年5月，普鲁士反动政府相继镇压了德累斯顿、爱北斐特等地的人民起义后，又立即把刺刀对准了《新莱茵报》…… 　　他坐在办公室，长长的黑发垂肩披着，蓬松的黑色胡须里那张丰润黝红的嘴唇微微地闭着，大刀阔斧的笔圈阅一篇篇稿件，撰写一篇篇檄文……好一个威严的总编。 　　一个听了马克思在莱茵大会上演讲的卡尔大学生说： 　　“马克思当时30岁，就在那时候他无疑已经是社会主义思想界的首脑人物，他体魄健壮，额部宽阔，留着长长的黑发和蓬松的鬓须，立刻引起大家的注意。他被认为是他那个专门领域的大行家；不能否认，他所讲的都很明了，逻辑性很强，而且很重要，但是我一生中从未遇到过像他那样高傲到令人难以忍受的人。” 　　《纽约每日论坛报》当时驻科伦记者阿伯特说： 　　“他的面孔和整个体态都焕发出充沛的精力，但是在他的温和而矜持的神情后面，任何人都能看得出燃烧着勇猛精神的熊熊烈焰。” 　　他从总编室走向大街、会场、战区、法庭……，如同他五千多份火一般的《新莱茵报》飞遍科伦，飞向柏林，飞向德国，他带着一身的油墨和书卷香走进各国革命的硝烟、战火—— 　　满头乌黑的长发及鬓须和着他的长领开襟大衣飞也似地飘起来，像雄鹰击浪、呼风唤雨、震撼着旧世界…… 　　维尔特在《新莱茵报》小品栏的一首讽刺诗歌写道： 　　今晨我前往杜塞尔多夫， 　　与一位可敬的枢密顾问同行， 　　一路上他肆意咒骂， 　　对《新莱茵报》忿忿不平。他说这家报纸的编辑 　　统统都是魔鬼， 　　他们既不怕可亲的上帝， 　　连检察长茨魏费尔也不惧畏； 　　他们认为只有一个良方， 　　可治人间一切祸灾， 　　这就是成立玫瑰红色的共和国， 　　把财产完全掌管起来； 　　整个世界要重新分配， 　　划分为亿万等分， 　　同样多的地亩，同样多的沙粒， 　　连海涛也得搭配均分； 　　人人都分得一个地段， 　　大家都特别高兴啦， 　　而最好的一块地方， 　　就归《新莱茵报》的编辑吧； 　　他们还要实行公妻， 　　一心想把婚姻关系废弃， 　　将来人人自由放任， 　　结对交配可以随意；经过这番摩登改造， 　　整个世界必将改变面貌。 　　而《新莱茵报》的编辑们， 　　都要将最美丽的妇人拥抱； 　　他们简直要把一切毁灭扫空， 　　唉，全身亵渎神明的人，个个玩世不恭。 　　至于私有财产之神， 　　将来谁也不会供奉…… 　　至此枢密顾问大人不再言语， 　　我却惊讶不已， 　　在我们这个疯狂的世纪， 　　您可真算是个明达人士。 　　尊贵的大人啊，有您同行， 　　真使我高兴。 　　说到《新莱茵报》的编辑， 　　我本人就是其中一名。 　　好啊，请继续起程吧，请将我们的名声 　　随着您传播到世界各地， 　　作为一个大人物和枢密顾问， 　　您真有无穷的智慧和无限的想象力。 　　我的好大人于是继续往前走， 　　我要在我们欢乐的小品栏里， 　　为你树立一座纪念碑， 　　读者会知道对荣誉如何估计。 　　是啊，并非每一个蠢材， 　　都挨到我们的脚踢， 　　亲爱的枢密顾问， 　　我算有幸向您表示敬意。 　　《新莱茵报》在总编的领导下，像一把利剑，又“真正像榴弹一样”打击敌人—— 　　《新莱茵报》第一号就无情地揭露大资产阶级同国王进行的种种妥协活动，用每天发生的事件引导读者看清反动派正在禁止集会和游行，逮捕和武装袭击手段来夺回他们在三月暴动失去的阵地。 　　《新莱茵报》坚决反对大资产阶级企图以奥地利或普鲁士为中心来达到自上而下的统一。 　　《新莱茵报》向德国报道具有欧洲意义的巴黎六月起义中劳动人民浴血奋战的大无畏牺牲精神。1848年6月底，发生了马克思早在二月革命爆发时就预言的事情：巴黎的无产阶级第一次为了自己本身的利益筑起了街垒。巴黎工人对那个冒牌的“社会共和国”深感失望之余，于6月23日举行了起义，以回答有产阶级的挑衅。他们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以惟独无产阶级才能具有的坚韧不拔、果断英勇和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同力量比自己强大一倍并有良好装备的资产阶级军队进行斗争。并阐明这一巴黎4万无产者的斗争的重要教训：只有通过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并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才能实现社会主义。 　　巴黎工人经过几天浴血奋战之后，于6月26日遭到失败。数以千计的无产者惨遭野蛮军队的屠杀，世界各国的新老反革命分子又以最卑鄙的方式对失败者进行诽谤，而正是这个时候，《新莱茵报》把被击败的无产阶级旗帜高高举起。马克思以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于6月29日在他的“一篇极其有力的论文”中向这一英勇斗争——这一斗争预示着无产阶级为自己的社会解放进行斗争的阶级大搏斗即将到来——表示祝贺。他写道： 　　“有人问，难道我们对那些在人民的愤怒面前牺牲的人，……不流一滴眼泪，不叹一口气，不发一言吗？” 　　“国家将关怀他们的孤儿寡妇，法令将颂扬他们，隆重的殡仪将送他们的遗体入土，官方的报刊将宣布他们永垂不朽，欧洲的反动派得从东方到西方到处赞扬他们。” 　　“但是平民则受尽饥饿的折磨，遭到报刊的诬蔑，得不到医生的帮助，被‘正直的人’叫做小偷、纵火者和流刑犯；他们的妻子儿女更是贫困不堪，他们的那些幸免于难的优秀代表被放逐海外，给这些脸色严峻阴沉的人戴上桂冠，是一种特权，是民主报刊的权利。” 　　这篇充满激情的向“胜利的战败者”致敬的公开声明，使得剩下最后的一批资产阶级股东也退出了《新莱茵报》。马克思不顾忌资产阶级股东对他的如何评说甚至退股的威胁，他旗帜鲜明地举起《新莱茵报》这面红旗，鼓舞着德国工人，列斯纳说：“……我把《新莱茵报》（1848年6月29日）上马克思所写关于这一事件的文章读了二十来遍，因为这篇文章恰好表达了我们的情感。” 　　《新莱茵报》提出警告，沙皇俄国已经把军队调集西部边境，随时准备帮助德国反动派镇压革命。 　　《新莱茵报》以编辑部的名义向意大利《黎明报》表示：“我们要捍卫意大利争取独立的事业，要和奥地利在意大利以及德国和波兰的专制统治作誓死的斗争。” 　　《新莱茵报》无情地揭露普鲁士的残暴和卑鄙，并指出：“只要德国继续压迫波兰，它就不能摆脱竭力支持德国封建专制制度的俄国的控制和威胁；只要拿起武器对付俄国，退回掠夺来的波兰领土，才能打破整个欧洲的均势，才能使打退的德国封建势力不致卷土重来，才能使德国得到真正的统一。” 　　《新莱茵报》上恩格斯著文鼓舞匈牙利人民采取多种方式坚决反对外国侵略者：“一个想争取自身独立的民族，不应该仅限于用一般的作战方法。群众起义，革命战争，到处组织游击队——这才是小民族制胜大民族，不够强大的军队抵抗比较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军队的惟一方法。”…… 　　特别是巴黎工人六月起义失败后，反革命势力在整个欧洲转入反攻。普鲁士大资产阶级组成的内阁倒台，成立了自由派贵族内阁，力图恢复三月革命以前的秩序。为了有力地打击他们的反扑，马克思认为必须把民主派的力量联合起来，紧密联合当时科伦的民主协会、工人联合会和工人业主联合会。 第20章 暴风雨中的雄鹰(2) 　　8月23日，维也纳发生了新的流血事件。工人们为反抗政府降低工资举行了示威游行，反动政府对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进行了血腥镇压。在革命可能被大资产阶级出卖的严重时刻，马克思为了加强民主运动的联系，指引斗争的方向，于8月25日去柏林和维也纳。8月30日，马克思在维也纳的工人联合会上发表演讲，介绍了国际形势并阐明了无产阶级运动的任务。9月2日马克思又做了一次报告，论述了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清楚地说明工人阶级受资本家剥削的根源。 　　9月3日，维也纳工人联合会左派市民自卫团等组织为8月23日被枪杀的工人举行葬礼，参加者除工人外，还有大学生、妇女、城市居民等。队伍穿过大街，形成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工人联合会向一切自由和进步的组织呼吁，向德国、匈牙利和其他国家的进步组织呼吁，呼吁建立紧密的联合和合作，并要求国会武装工人，大力宣传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工人议会。 　　9月12日，马克思回到科伦，当晚参加了工人联合会同民主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决定第二天举行民众大会，抗议国王在英国和沙俄的压力下同丹麦签订可耻的休战协定，认可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是丹麦的领地。这次大会有五六千人参加，恩格斯和德朗克在会上发表演说，威廉·沃尔费提议成立了安全委员会，保护人民用鲜血争得的成果。接着又召开了多次类似的民众大会。其中最大的一次是9月17日在离科伦不远的菲林根荒野举行的大会。一万多人步行、骑马、坐敞篷车和平底船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大会宣布要成立一个民主主义的德意志共和国，决心同反革命势力斗争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9月26日，科伦戒严，所有民主协会组织被撤销，集会权被废止。《新莱茵报》和其他民主派报刊被勒令停刊。 　　《新莱茵报》编辑部受到严重威胁，几位编辑被通缉，资金日益短缺。戒严8天过后，马克思重振队伍，继续把自己剩余的一点钱财大部分投入办报。尽管考虑到自己家庭生计而心情沉重，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这样做了。因为“问题在于，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住这个堡垒，不放弃政治阵地”。 　　10月11日，马克思同维尔特和其他友人克服重重困难，《新莱茵报》复刊了。 　　维尔特这位戴着袖珍眼镜的幽默小品专家，又亲眼目睹了马克思刺伤了敌人的那种乐趣，在复刊中“小品栏”里醒目地写道： 　　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事情， 　　比刺痛敌人更令人高兴， 　　比向那种笨蛋快活地大开玩笑， 　　更令人感到美妙。 　　我这样想，也就这样定好弦， 　　心中一切自安怡， 　　外面的闹剧已经开场， 　　神圣的科伦城宣布戒严。 　　刺刀林立，全城好像箭猪一样， 　　普鲁士的大天使们包围了新市场，从那里蜂拥到鸡栏， 　　又进而拥到干草市场。 　　一个少尉来到了我们的面前， 　　带着如临战阵的队伍， 　　在隆隆的鼓声中宣布了 　　《新莱茵报》的死刑。 　　尽管这时，威廉·沃尔费冒着被通缉的危险，迅速返回科伦，协助马克思处理编辑工作。但马克思的负担仍然非常沉重。除了编辑部的日常工作外，他还得参加各种集会和会议，和工人们进行认真的讨论，同种种糊涂思想与怯懦行为展开激烈的斗争，还得向军事机关搞抗议活动，处理如雪片飞来的各地通讯。此外，由于他还受法院起诉的威胁，因此每天不得不考虑到自己有可能被捕而需要认真对付。 　　10月18日，普鲁士国王发动政变，延期召开国民议会，将政府所在地从柏林迁往勃兰登堡，并设重兵保护。 　　马克思对这一措施非常气愤，立刻同《新莱茵报》的工作人员商议，决定鼓动大家去反抗。 　　《新莱茵报》被迫暂时停刊时，恩格斯被派去了瑞士工作，这时，他正风尘仆仆赶回来了。 　　“这只是由于市民的疏忽，由于卑鄙的民主主义者的麻痹才发生了这件事。”当恩格斯走进房间的时候，马克思对他说：“因为他们害怕同贵族作坚决性的斗争，他们相信国王的话——他们难道没有读过历史，不知道暴君的誓言只是在他自己感到威胁的时候才有效吗？！” 　　后来，他一个人留在室内，起草了呼吁书： 　　“……” 　　在这个时候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呢？ 　　我们应当拒绝纳税，弗兰格尔和勃兰登堡之流都知道……他们佩着军刀，领取制服和俸禄。但是军刀、制服和俸禄是从哪里来的，这一点他们就不知道了…… 　　王权不仅反对人民群众，而且也反对资产阶级。 　　因此，要用资产阶级的方式来战胜它。 　　怎样用饥饿来制服它呢？ 　　应当拒绝纳税。 　　你们好好想一想吧！普鲁士亲王们、勃兰登堡们、弗兰格尔们全部都不生产士兵吃的粮食，你们，只有你们自己才生产士兵吃的粮食。” 　　正如所预料的那样，马克思提出的拒绝纳税的要求在全体人民中愤怒地燃烧起来。连国民议会也不得不接受这个要求，被普鲁士军队从科伦市政厅赶出来的议员们在米茨旅馆举行了会议。在那里，以226票一致决议拒绝纳税。决议是： 　　“在国民议会不能自由地在柏林继续开会以前，勃兰登堡内阁无权动用国家资金和征税。” 　　“因此，从今天起捐税就废除了！！ 　　纳税是叛国行为！！ 　　拒绝纳税是公民的首要职责！” 　　当马克思知道上述消息以后，他又写了一篇新的呼吁书，要求成立一个革命民团，以便贯彻国民议会的决议。 　　“不再纳税”的口号，连续28天每天在《新莱茵报》第一版的报头下面刊登。 　　普鲁士政府又起诉马克思，法院传讯马克思出庭—— 　　那是1849年2月8日，一个严寒的冬天，高耸的大教堂的尖塔周围飘着鹅毛般的大雪。 　　马克思、沙佩尔和施奈德尔都是一起在呼吁书上签过名，现在他们正走在去陪审官裁判所的路上。 　　尽管风雪交加，但他们三个人精神饱满，坚定地要供述呼吁书上的每一句话，毫不畏缩。 　　在宣读起诉书和检查官讲话之后，马克思发了言。 　　陪审官在马克思第一段讲话之后就已经抬起了头，马克思的勇敢和激情给了他很好的印象。其中一位陪审官是大酒商，他坐在陪审官的弹簧椅上，开始有些不自在起来，被告刚才说了些什么呢？ 　　“国王实行了一场革命，他推翻了现存的法律制度，他不能诉诸被他自己可耻地蹂躏了的法律！” 　　在那位大酒商打算考虑上面的话之前，他已经被最后的几句话慑服了： 　　“这是一种怯懦的法律伪善！诸位先生，你们一定不会用自己的判决来批准这种伪善的。”“我完全无法理解，检察机关怎么还敢根据已被王权本身蹂躏了的法律来控告我们！” 　　马克思发现好像陪审官要站起来退庭，但是他的抗辩还没有结束，他正要更加有力的证据回击他们。这些证据无可辩驳地、简单明了地揭露了控诉书的违法行为。 　　“查理一世不止一次地获得胜利，但是，到头来还是上了断头台。诸位先生，谁又能向你们担保：现任内阁以及过去和现在都是现任内阁手中的驯服工作的那些官员，将来不会被本届议院或它的继承者宣判为国事犯呢？” 　　这位大酒商警悸而畏缩起来，“国事犯”这个词对他来说好像是抽了一鞭！一个被告用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控告当权的容克地主和他们的内阁官员，这在法庭上还算第一次！ 　　“诸位先生！检察机关的代表企图用4月6日和8日的法律来论证他的控告。我曾经不得不向你们证明，正是这些法律会取消对我们的控告。但是，不瞒你们说，我过去从未承认，而且将来永远也不会承认这些法律。对于人民选出的代表来说，这些法律从未发生过效力，更不用说给三月革命指出道路了。” 　　“政府接二连三地采取暴力行动。它肆无忌惮地违犯极重要的法律，h abeas corpus akte，市民自卫团法。它在戒严的幌子下任意实行无限制的军事专制。它甚至把人民代表本身都给赶跑了。而当一方蛮横无礼地违犯一切法律的时候，却要求另一方甚至最严格地遵守会议规则！” 　　“当现代社会还没有摧毁和消灭旧社会赖以强行保全自己的那种正式的遗留下来的权力以前，当它还没有摧毁和消灭这个社会的国家权力以前，它是不可能高枕无忧的。天赋王权的统治——这也就是过时的社会成分的统治。” 　　检察官聚精会神地做记录，他多次停笔去考虑被告的为人。 　　站在检察官面前的是像他自己一样的一个大学生，法律学家的儿子，大概不会是那种流浪的手工业工人吧？！什么东西鼓舞了这个人，使他这样热衷于工人的事业？ 　　“这样看来，在这两个社会之间不可能有和平。他们的物质利益和需要使得他们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一个社会必然获得胜利，而另一个社会必然遭到失败。这是它们之间惟一可能的和解。因此，在这两个社会的最高政治代表之间——在国王和人民代议机关之间，也不可能有和平。” 　　马克思坐下，法庭沉默大约一分钟，一种少有的、压抑的沉默，直到最后主审法官继续传讯沙佩尔。 　　沙佩尔和施奈德乐同马克思一样进行自我辩护，他们勇敢地承认了呼吁书中的话。 　　无可奈何。马克思天衣无缝的逻辑思维和毋容置疑的事实以及那一字一句如同颗颗炽热的子弹……法庭在这种强烈反差的氛围下，原告成了被告。 　　法官也倾向了马克思。 　　全体法官退庭。 　　被告在法庭庭丁的看守下，在法庭黑暗的走廊里踱来踱去。他似乎听到了陪审官们在室内发生了无休止的争论。不出意料，送给他的法庭裁决书上写着：“无罪释放。” 　　这个月，政府向马克思提起两次起诉，都如此以马克思的胜诉而告终。 　　工人和市民为争取德国宪法而组织起来的斗争在工业城市萨克森和莱茵省被反动派的军队镇压下去了。为了参加以后的普法尔茨和巴登的起义，正在比利时参加斗争的恩格斯短期回到了科伦。 　　《新莱茵报》于1849年5月19日被查封了。 　　马克思召开最后一次工作人员会议，并把他写的准备在报纸停刊号上用红字刊登的那篇文章的几段念给大家听： 　　“欧洲的总革命的大火山不仅在沸腾，而且就在爆发的前夕，那红色的、火山喷出的熔岩之流将很快地把全部得天独厚的、强盗骑士式的经济永远埋葬。那卑鄙、伪善、荒淫、腐朽而怯懦的，可是还显得傲慢的资产阶级，将被那最后变成聪明的、统一的无产阶级群众把他当作赎罪的献品推入炽热的火山的喷火口…… 　　红色！红色！红色！红色胜利了！红色共和国已经临近胜利的前夕！” 　　编辑室里沉默了一会儿，每个人都在回忆这最后的几个月，想到那位在所有的政治问题上是他们的领导者、在一切私人问题上是他们的朋友和助手的马克思，他们从他的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同心爱的工作分手不是容易的事，当马克思感到眼圈湿润的时候，他背转身来，向窗外眺望。 　　恩格斯站在马克思身旁，把手搭在他的肩上，随后，其他几位编辑都走进来了。 　　“朋友，你们不要难过掉泪！”马克思激励地说，“我们还要再干，而且到那时，所有的人将站在我们这一边！” 　　5月19日的最后一号《新莱茵报》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全是用红色油墨印刷的，发行数千份。人们想方设法用高价从他人手里竞相转买终刊号。 　　《新莱茵报》就像一团正燃烧的火焰，就像一面飘扬的旗帜…… 　　《新莱茵报》“红色终刊号”印发的第一个星期，恩格斯、威廉和斐迪南受到通缉，马克思和德朗克、维尔特要被驱逐出境。5月11日给马克思的驱逐令写道：“《新莱茵报》愈益坚决地煽动居民蔑视现存政府，号召暴力革命和建立社会共和国。”还命令：“若彼对此项要求不服，应着即押送出境。” 　　总编辑用他激动得颤抖的笔编审最后一期稿子。 　　退还债权人的股金。 　　发放排字工人和印刷工人的工资。 　　支付纸商的货款和通讯员的稿酬。 　　为通缉的战友筹划好盘缠和生活费用。 　　…… 　　马克思和燕妮把自己最后一点积蓄都拿出来了。 　　全家剩下的一点东西就是燕妮身上最后一件银器，出走前也不得不立刻送去当铺用于旅费。 　　马克思最大的痛苦是离别祖国。可现实摆在马克思面前的又是只有流亡的这惟一出路。 　　马克思这位政治流亡者、通缉犯和被迫害者第三次来到塞纳河畔的巴黎，他化名m·拉姆博次。 　　他在巴黎的战友，战斗生活中那结成深情厚谊的战友呢？ 　　海涅病得很重，连三步路也不能走，他要从靠背椅到床上去，都不得不扶着墙壁走…… 　　巴登和普法尔茨的斗争已经结束，军事法庭分设在曼海姆·弗莱堡和施塔特等地。 　　恩格斯在参加普法尔茨和巴登起义时担任费赖沙尔·维利希的副官，他的命运还不知怎样？ 　　夏天很快就过去了，还一直没有听到恩格斯的消息，终于在6月的最后一天，燕妮兴奋地带着喜讯冲进房间里，她说：“弗里德里希还活着，他在瑞士的韦维。你自己看信吧，他在信里写了什么？” 　　马克思从她的手里夺过信，迅速地浏览一遍，然后又仔细地、反复地读了几遍，他忽然纵声大笑地说：“他还在担心我，我有可能逮捕……我必须马上给他回信！”他笑出了眼泪，“我亲爱的，你自己也这样子，怎么还老为我感到不安呢？！” 　　这时，燕妮也流泪了。马克思蓦地抱着她，就像是抱住了恩格斯…… 　　这一夜，马克思没有怎么入睡，噩梦一直折磨着他，他好思念他的战友…… 第21章 暴风雨中的雄鹰(3) 　　他又想起信中几段话：“《新莱茵报》方面有一个人参加了战斗毕竟是件好事，因为所有民主派无赖都在巴登和普法尔茨，而目前他们正在吹嘘他们所没有完成的英雄业绩。否则，又会有人叫嚷什么《新莱茵报》的先生们胆子太小，不敢参加战斗。可是，在所有的民主派先生当中，除了我和金克尔，没有一个人打过仗。” 　　“弗里德里希，这位勇敢的‘骑士’，过去我对他的爱骑马飞驰越野的担心真是多余的……”马克思为恩格斯感到骄傲，恩格斯挽救了报纸的名誉，并且证明他们不仅能做文字辩论，而且，如果时代需要，他们还可以投笔从戎，参加战斗。 　　那很好，他平安无恙。 　　马克思想着想着，不知什么时候入睡了。 　　一觉猛然醒来，他披衣坐到写字台旁，点起雪茄，挥笔疾书，给恩格斯写回信。 　　“我们全家都在这里。法国政府曾经要把我驱逐到莫尔比昂省这个布列塔尼的朋齐维治地去，直到现在我拒不执行。 　　……红色沃尔费现在住在我这里，财务情况自然是十分混乱。 　　弗莱里格拉特继续留在科伦，如果不是我的妻子怀孕的话，我在经济上一有可能就将欣然离开巴黎。” 　　马克思十分注意从那些驱逐出境的人员中研究德国的事变。 　　8月底，他接到法国政府要他离开巴黎的命令。马克思早就下了决心，一旦驱逐出境，他马上就走。他激动地对燕妮说。 　　“我不去摩尔比安，我离开法国去英国伦敦去，但是鉴于你目前的状况，明智的办法还是暂时留在巴黎。” 　　燕妮向来就为马克思分担忧患和迫害，这时她勉强微笑着，以便表示她对这种新的无奈并不悲伤。 　　马克思紧紧地握着她的手，十分感动地说：“燕妮，我亲爱的！你多勇敢啊！” 　　燕妮紧紧偎依着又要离开的丈夫……这时，他们都感觉到了她腹中的新生命在蠕动…… 　　8月24日，马克思一个人登上了开往伦敦的轮船。因为没有钱，全家无法与他同行，加上燕妮又正处于妊娠的最后一个月。 　　可想而知，马克思这次伦敦之行他心情更不好。他以前和恩格斯一道在英国的两次短暂旅行，并没有给他留下令人快慰的印象。英国人的实用的、平稳的和忍耐的性格，跟他的好动的和急躁的性格有些格格不入。另外马克思的英语还掌握得不太好，这就使他的活动大受限制，使他感到某种依赖性。 　　环境和条件尽管对他有多方面的不利，可他一到英国，又立刻投入了政治斗争。他恢复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并重新组织了同盟的活动，与此同时，他进行关于筹办德文机关刊物谈判，准备在这里创办《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这时欧洲大陆上到处都在迫害革命者，有一些革命者逃到英国来了。他们都是一小批一小批的，既没有钱，又不懂英语。来自欧洲各个国家的都有，既有意大利人、匈牙利人，又有波兰人、法国人。在伦敦的德国人增加到300人，基本上是工人和小手工业者。他们找工作往往碰壁。马克思和他的朋友，在他们本人受着穷困煎熬的同时，组织了一个伦敦救济委员会，作出了革命团体的好榜样。 　　马克思写出激动人心的号召书。他和同志们为了筹集必要的生活费用整天奔波于伦敦街头。 　　眼看怀孕的妻子带着三个孩子和琳蘅于9月15日就要到伦敦来，钱几乎没有，他迫在眉睫的还要解决个人的生存问题。 　　钱，这个既可爱又可恶的疯狂的魔兽，一时以其光环炫耀于人，一时又以其“铜臭”被厌弃于人。马克思不由得不好意思地想起了这之前给几位朋友写的“要钱”信： 　　6月7日，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谈了德法两国形势的一些看法后，他简单、直率地向他提出： 　　“你必须设法在什么地方给我弄些钱；你知道，我为了履行《新莱茵报》的义务已经把最近的收入用光了……”并在“给我弄些钱”的下面打上着重号。 　　7月13日，马克思不得不写信给魏德迈说他的妻子在巴黎已一文不名。他问是否可以争取他关于蒲鲁东的书（《哲学的贫困》）出第二版得到一笔预支稿费，这本书在布鲁塞尔没有全部卖掉。 　　使情况更糟的是：法国政府把马克思看作危险人物，禁止他在巴黎居住，并勒令他住到布列塔尼半岛偏僻、又有碍健康的莫尔比昂省去，还规定在那里不得擅自离开。 　　往往这时，马克思经过片刻的绝望之后又会重新振作起来。1849年8月23日他马上给恩格斯写信谈他的新计划： 　　“……我要离开法国。 　　“去瑞士不给我护照，所以我必须去伦敦，而且就在明天动身…… 　　“此外，我在伦敦创办德文杂志有肯定的希望…… 　　“所以，你必须立即前往伦敦。 　　“我肯定对此抱有希望……” 　　“希望在哪里？……”马克思一时又在责怪自己经济上的无能，“妻儿子女到伦敦来了怎么办？看着我的满脸鬓须能饱肚吗？” 　　于是，马克思在9月5日给诗人弗莱里格拉特写信：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我只给你写几行字，因为四五天来，我生了一种类似轻霍乱的病，感到非常软弱无力。 　　我的妻子来信，要我告诉你已收到你的信和所附的100法郎。你想想巴黎的警察多么卑鄙：他们连我的妻子也去打扰；他好容易获准在巴黎呆到9月15日，即我们所租房子到期的日子。 　　现在我确实处境困难。我的妻子临近产期，15日她又必须离开巴黎，我不知道到哪里去弄到必要的钱，使她能够动身并在这里安顿下来。 　　另一方面，我有一切希望在这里办一个月刊；但是时间紧迫，而且头几个星期困难特别大。 　　燕妮来了。马克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给她安排在一家贫困的家里寄宿，一面继续疲于奔命，四处奔走，以求找到一个较为方便点的住处，因为燕妮产期已近。最后他在简陋的切尔西街区的安德森街4号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住处。11月5日，燕妮生下一男孩，取名亨利希·格维多。 　　这时马克思一家又正面临着严酷无情的冬天。燕妮在1850年5月20日给魏德迈写信谈起了艰难的处境： 　　……我的丈夫在这里被日常生活的琐事压得喘不过气来，而且这一切是如此令人苦恼，以致需要他的全部精力，他的全部的镇定的、清醒的、冷静的自尊感，才能坚持这种每日每时的斗争。亲爱的魏德迈先生，您知道，我的丈夫为了报纸曾经作了多大的牺牲，他拿出了几千现款，而当成功的希望几乎没有了的时候，他却成了报纸的所有人（好心的民主派硬叫他这样干的，否则他们自己必须负担债务）。为了挽救报纸的政治荣誉，为了挽救科伦友人的公民荣誉，他挑起了一切重担，卖掉了自己的印刷机，交出了全部收入，临行前还借了300塔勒来偿付新租的房舍的租金，支付编辑的薪金等等——而这时他已经是被驱逐出境的人。 　　您知道，我们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东西。我到法兰克福去典当了我们仅有的最后一点银器。在科伦我托人出卖了我的家具，因为衣物和其余一切东西都有被查封抵债的危险。当倒霉的反革命时期到来时，我的丈夫到巴黎去了，随后我带着我的三个孩子也去了，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在巴黎安身，又被驱逐了，我本人和我的孩子们也被禁止在那里继续逗留。在他之后我也渡过了拉芒什海峡，过了一个月我们的第四个孩子出生了。要了解伦敦以及这里的情况，才能知道抚养三个孩子和生育第四个孩子多么不容易。单房租一项我们每月就得付出42塔勒。这一切我们只能用当时我们自己所有的钱来支付。但是，我们为数不多的钱在出版《评论》时已经花光了，虽然订了合同，钱还是拿不到，即使拿到了，也只是零星小数，因此我们在这里的处境十分悲惨。 　　我只要把我们的一天的生活情况如实地向您讲一讲，您就会看到，过着类似生活的流亡者恐怕是不多的。因为这里奶妈工钱高，尽管我的胸和背部痛得很厉害，我还是决定自己给孩子喂奶。但是这个可怜的孩子从我身上吸去了那么多的痛苦和内心的忧伤，所以他总是体弱多病，日日夜夜忍受着剧烈的痛苦。他从出生以来，没有一个晚上是睡到两三个小时以上的。最近又加上了剧烈的抽风，所以孩子终日在死亡线上挣扎。由于这些病痛，他拼命地吸奶，以致我的乳房被吸伤裂口了；鲜血常常流进他那抖动的小嘴里。有一天我正抱着他这样坐着，突然我们的女房东来了。我们一个冬天已经付给她250多塔勒。其余的钱按合同不应该付给她，而应该付给早已查封她的财产的地产主。但她否认合同，要我们付给她5英镑的欠款，由于我们手头没有钱（瑙特的信来得太晚了），于是两个法警，将我不多的全部家当——床铺衣服等，——甚至连我那可怜的孩子的摇篮以及眼泪汪汪地站在旁边的女孩们的比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们威胁说，两个钟头以后要把全部家当拿走。那时忍受着乳房疼痛的我就只有同冻得发抖的孩子睡光地板上了。我们的朋友拖拉姆赶忙进城去求人帮忙。他上了一驾马车，马狂奔起来，他从车上跳下来，摔得遍身是血，被人送回我们家来，那时我正和我可怜的发抖的孩子们在哭泣。 　　第二天我们必须离开这个房子。天气寒冷、阴暗、下着雨，我的丈夫在为我们寻找住处，但是他一说有四个孩子，谁也不愿收留我们。最后有一位朋友帮了我们的忙，我们付清了房租，我很快地把自己所有的床卖掉，以便偿付药房、面包铺、肉铺、牛奶铺的欠款，他们听说我被查封财产都吓坏了，突然一齐跑来向我要账。把出卖了的床从家里抬出来，搬上小车——您知道，又出了什么事？当时天色已晚，太阳已经落了，按英国的法律在这个时候是禁止搬运东西的，于是房东领着警察来了，说里面可能有他的东西，说我们想逃到外国去。不到五分钟，我们门前就聚集了不下二三百个看热闹的人，切尔面的流氓全来了。床又搬了回来，只好等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以后再交给买主；最后，当我们卖掉了一切家当，偿清了一切债务之后，我和我的可爱的孩子们搬到了莱斯特广场莱斯特街一号德国旅馆我们现在住的这两间小屋。在这里我们每星期付五个半英镑才凑合住下来了。 　　亲爱的朋友，请原谅我这样详尽地向您讲述了我们这里的仅仅一天的生活。我知道这是失礼的，但是今天晚上我心潮翻滚，两手发颤，不得不把心里话都向我最好的最忠实的老朋友一一倾吐一次。您不要以为这些小事所造成的烦恼把我压倒，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在我们的斗争中我们决不是孤独的，而且我有幸是少数幸福者中的一个，因为我的身旁有亲爱的丈夫，我的生命的支柱。真正使我痛苦万分，使我伤心的是，我的丈夫不得不经受这样多的琐屑的苦事，而本来只要很少的东西就可以帮助他；他心甘情愿地、愉快地帮助过很多的人，而在这里却得不到任何帮助。但是，前面已经说过，亲爱的魏德迈先生，您不要以为我们要向什么人提出要求。即使我们得到过什么人的接济，我的丈夫还是能够用他的财产加以偿还的。我的丈夫对于那些了解他的思想、得到过他的鼓励、受到过他的支持的人所能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在事业上为他们《评论》更多地出力，更多地关心《评论》。我能够骄傲而大胆肯定这一点。这是他们应当为他做的一点小事情。我不知道，难道我的丈夫凭他的著作还没有资格拿十分银格罗申的报酬吗？我相信，没有人会因此受到损害。这就是我感到苦恼的事情，但我的丈夫却不以为然。在任何时候，甚至在最可怕的时刻，他从来不失去对未来的信心，仍然保持着极其乐观的幽默感，只要看到我很愉快和可爱的孩子们向妈妈撒娇，他就心满意足了。亲爱的魏德迈先生，我这样详尽地向您讲述我们的情况，他是不知道的，因此，请您别提起这封信里的事。他只知道我以他的名义请您尽快把钱收齐寄来…… 　　再见吧，亲爱的朋友！请代表我向您的亲爱的夫人致以衷心的问候，请代我这个常常为自己的孩子流泪的母亲吻您的小宝贝……尽管有这一切的一切，我们的三个大孩子长得都非常好，女孩子们个个美丽、健壮、活泼、可爱，我们的小胖子十分滑稽和逗趣。这个小鬼整天兴致勃勃地扯着嗓门唱些滑稽可笑的歌，当他用心全力高唱弗莱里格拉特的《马赛曲》时，房子都颤动了。他唱道： 　　快来吧，六月，你这立功的时刻， 　　我们渴望建树新的功绩。 　　这个月份正如它的两个不幸的先驱者一样，它的 　　世界历史使命也许就在于要开始巨大的斗争，而在这 　　个斗争中我将重新携手战斗。 　　祝您健康！ 　　一天，恩格斯拎着送给孩子的礼物找到了伦敦马克思的住宅。 　　经过一场血与火的战争的洗劫，这位在战场上败下来的“副官”，还是那样的穿着整齐，花格子的西服、亮直的发路也显出其疲惫后的一种抖擞精神…… 　　恩格斯明显地消瘦了，因为瘦，个子更显出其比粗犷、敦实的马克思高出许多。 　　“您是从哪里来的？”马克思急忙问。 　　“从意大利来。” 　　“怎么到意大利去了？” 　　暴动失败后，恩格斯逃到意大利，从意大利才跑到马克思身边来的。 　　恩格斯很担心地问：“您早就没有钱用了吧？” 　　马克思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燕妮脸上微微地红了，但在他面前用不着客气，客气反而觉得是侮辱了他。 　　恩格斯紧接着说：“走投无路的时候老头子才给了我一点钱，先拿着这一点。”连个数字也不说，恩格斯就把钱交给了琳蘅，他又说：“党和全人类劳动人民等着您的劳动；您只管做你的工作，相信我，钱是会有的！” 　　燕妮心中暗想，世界上再没有这样好的朋友了。 第22章 6年磨难 　　1850年底以后的6年，马克思一家先后搬到伦敦贫穷的索荷区第恩街64号和28号，低矮、阴暗、潮湿的两间一小厨。 　　钱，把这一家政治流亡者困得几乎趋于绝境。马克思在这里创办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学评论》期刊每期印刷2500份，因政治理论刊而很难以发行，他只是凭借经常为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写文章获取少量的稿酬，每篇文章的稿费很少超过20马克。“美国佬”给“欧洲人”的稿酬低，马克思也知道自己在受洋人的剥削，但是除此没有了任何选择的余地，只有这样才能把他的思想传播到美洲，凭着这点稿酬，全家人过着极低下的生活。 　　这一年，连这一点仅有的小溪流也被堵塞了。民主主义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出版家德纳不再刊登“马克思”的文章，而一直把马克思的所有文章用他自己的名字发表。因为这个原因，马克思的名字当时在美国很少有人知道，因此他几乎不可能很快找到另外一家报纸发表他的文章。 　　马克思对德纳的行为非常愤慨，坐在书房里干着急，因钱的困惑，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对付人家，就也只好如是作罢。 　　肝病开始折磨着马克思，燕妮的健康也受到损伤。这时，8岁的埃德尔在贫困中死去，他是马克思和燕妮在5年内失去的第三个亲骨肉。 　　“母亲伏在死了的孩子身上啜泣，琳蘅站在一旁呜咽，非常激动的马克思断然拒绝任何安慰……” 　　这时，马克思只好向恩格斯写信，“如果你心情好的话，请写几句给我的妻子，她已完全失常了。想不到，这个不幸的孩子成为家庭生活困难的牺牲品。” 　　恩格斯除写信和来看望安慰外，为了这一家人的生活，他只好又去了他讨厌的父亲的工厂里去工作。他在曼彻斯特通过邮车给马克思汇钱和送给他所需要的东西，信中还经常抱怨马克思隐瞒自己的困难不向他明说。 　　面对生活上的绝境，马克思不得不向恩格斯坦白地承认： 　　“我在图书馆的工作本来早就可以结束，但是，间断太多，阻碍太大，而在家里，由于一切总是处于紧急状态，并且流不尽的眼泪使我整夜烦恼和生气，自然干不了多少事情。我感到对不起我的妻子。主要的负担都落在她的身上。实际上，她是对的，工作应该比婚姻更多产。尽管如此，你该记得，我生来就缺乏耐性，甚至有些严厉，所以常常不够冷静。” 　　一段时间，马克思连去英国博物馆研究和查找资料也去不成了。他却还风趣地说：“一星期以来，我已达到非常痛快的地步：因为外衣进了当铺，我不能出门，因为不让赊账，我不能再吃肉。”他又说：“几个星期以来，特别是最近两个星期，我每天不得不奔走6小时找那倒霉的6个便士，为了能往牙齿上放点什么……” 　　就连很少的稿费也断流了。这个绝望的时候，恩格斯从曼彻斯特的回信中说：“这些美国佬简直是非常可恶的家伙，看来，《论坛报》的先生们认为，他们已经把你像柠檬一样挤干，现在可以去挤另一个人。……2月初我特给你寄5英镑，往后你每月都可以收到这个数字。……当然，你不要因为我答应每月寄5英镑就在困难的时候也不再另外向我写信，因为只要有可能，我一定照办……” 　　马克思把信中的这几行念给燕妮听，燕妮激动得流出了热泪，她说：“他之所以干这个不喜欢的职业，完全是为了能够帮助你，他是多么喜爱研究哲学或文学啊！” 　　马克思也流出了热泪，藏进浓密的胡须里……他曾经还最担心燕妮，这个贵族家庭吃鱼、吃肉、穿红、戴绿的小姐，也同他一块在艰难得如同乞丐般的生活里拖过来了。要不是有她，要不是恩格斯，还有琳蘅，他的一家早就得散伙，甚至饿死了。 　　这些年里，伦敦的政治流亡者们不团结，穷困的生活更加剧他们的苦恼和怨恨。马克思还要同流亡者中的蛊惑家、野心家和“大人物”们进行不倦的斗争。这些人对他中伤，马克思毫不在意，只有燕妮和琳蘅非常恼火。 　　各国反动政府对1848—1849年所经历的恐怖还心有余悸，不遗余力要消灭“祸根”，就是要消灭那些被他们称作“头目”和“鼓动家”的人。他们千方百计要促使英国把这些人驱逐出境，同时俄国沙皇、普鲁士国王和路易·波拿巴派来伦敦的密探愈来愈多，这些家伙们很内行。他们不把蛊惑家放在心上，而是死死盯住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们。他们也不嫌弃英国告密者的效劳。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给英国报纸写信提出抗议，在一封刊登在《旁观者》周报的信中，他们强调： 　　“我们住宅的门房，还有些样子极其可疑的人经常守望着，他们非常耐心地记下我们的所有访问者的来往情况，我们每走一步都有他们在跟踪。我们无论是坐公共马车或进咖啡馆，都至少会有一个这种不相识的朋友跟随而来，我们不知道作这种惬意事情的先生们是否‘在御前供职’，但是我们十分了解，他们大部分都是非常不清白的和不怎么受尊敬的人。” 　　一个普鲁士警察局的密探，1853年混进第恩街的马克思家里。他给政府对马克思在伦敦第恩街的生活作了如下一段密探报告： 　　这个党（共产党）的头目是卡尔·马克思。他的助手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曼彻斯特；弗莱里格拉特和沃尔费（所谓的鲁普斯），在伦敦；海涅，在巴黎；魏德迈和克路斯，在美国；毕尔格尔斯和丹尼卡斯，在科伦；维尔特在汉堡。所有其余的人都是这个党的一般成员。马克思确是党的首脑和灵魂，这就是我认为必须给这个人物画像的原因。 　　马克思中等身材，34岁，但头发已经开始花白；体魄健壮，脸有点像匈牙利革命家瑟美列，不过脸色比他黑，头发和胡须也比他黑，胡子从来不剃。他那双明晰的眼睛闪耀着恶魔般的、凶险的光芒，一下子便使人得出他很有才华又很有魅力的印象；高深的知识和教养使他无可争辩地凌驾于周围的人们之上。 　　在个人生活方面，此人极端紊乱和无聊，他不会当家，过着放浪的生活。洗脸、梳头和换衣服，在他都是很少有的事。爱喝酒。偶尔会好几天无所事事。但是一忙起来就是夜以继日；他想什么时候睡觉就睡觉，想什么时候起床就起床，常常一干就是通宵不眠，直到中午和衣往沙发上一躺，一直睡到晚上，也不管来不来人。而那些人上他家里来找他的人就像是来到了风车跟前一样，反正也是止不住他的瞌 　　睡。 　　他的夫人是普鲁士大臣冯·威斯特华伦的妹妹，一个很有教养和平易近人的女子，由于很爱自己的丈夫，她习惯了这种放浪的生活，对穷困也安之若素。她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三个孩子都长得挺漂亮，都有他们父亲那样的聪明的眼睛。 　　马克思虽然一般说来是急性子，很粗野，但是作为丈夫和父亲很温存和细腻。马克思住在伦敦最穷，因此也是住最便宜的住宅区，他租的套房只有两间，一间对着街，这是客房，后面那间是睡房。屋里的家具都糟透了，简直不成样子，都是些用坏了的、摇摇晃晃的破烂货，到处是一层厚厚的尘土，所有东西都七零八落。客房中央放着一张上面铺胶布的旧式桌子。桌子堆满了手稿、报纸、书籍、儿童玩具、破旧衣服和马克思夫人的手工活；除此之外，还可以在那里看到有缺口的茶杯、用脏了的勺刀叉、大蜡台、小酒盅、墨水瓶、荷兰烟斗、烟灰——这一切都乱七八糟地堆在桌子上。 　　来访的人一走进马克思房里，立刻就会堕入烟炭和烟草的弥漫烟雾之中，开头他必得像在山洞里那样摸索着移步，直到眼睛渐渐习惯于黑暗，能够在这滚滚烟雾之中辨别出一些东西为止。所有的东西都很脏，都盖满灰尘，要想往哪儿坐下去是危险的：一张椅子，一共才三条腿，另外一张碰巧还完整无损，可是孩子们在上面玩着做饭菜，递给客人坐的正好是这张椅子，那上面孩子们做的饭菜还没有擦干净，谁要是坐下去，肯定会把裤子弄脏了。但马克思和他的妻子对这一切丝毫不感到难为情，他们会很殷勤地接待您，给您递上烟斗、烟草，随便从手底下抓一杯清凉饮料端给您。交谈很有意思、很愉快，这就补偿了简陋的陈设和不舒适的条件，您会习惯于跟这些人交往，开始感到这个圈子很有趣，很别致，这就是共产党人领袖马克思的家庭生活的真实写照。 　　不知道那普鲁士政府的大臣——燕妮的哥哥看到这份密探报告后是何感慨？是哭？是笑？…… 　　也许“大臣老爷”对自己的妹妹的处境在笑在哭或非笑非哭的时候，燕妮的一家却已开始出现了转机。 　　1856年5月至7月，燕妮带孩子回特利尔守候在母亲的病床旁，母亲给了她一笔小小的财产，7月23日母亲去世，燕妮带孩子在巴黎停留后于9月10日回到伦敦。 　　这笔小遗产再加上恩格斯的资助，马克思一家终于从第恩街的那个“洞穴”里挣脱出来。 　　英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世界市场的霸主。 　　伦敦是世界金融、工业和贸易的首都。 　　伦敦同社会主义思想中心的巴黎形成鲜明的对照。 　　这里在历史上虽有过伟大空想主义者罗伯特·欧文影响下的全国工联总罢工和大规模的宪章运动，但是在1847年的经济危机过后开始新的经济繁荣时期，英国工人放弃了自发的社会主义斗争。不列颠的实证主义和求实主义占了上风。工联和企业家们选择了实行政治妥协，磨去了有尖锐棱角的政策。 　　这种气氛使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的意识受到压抑，然而对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来说，伦敦又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个国际经济首都使他有可能全面看到整个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生活，扩大视野，而在这以前他的视野只限于欧洲。 　　伦敦作为资本主义的先驱和典型的中心，使马克思能够对于资本主义体系的机制进行全面的科学分析，并用新的事实来丰富自己的学说。 　　英伦三岛的政治流亡生活对马克思来说是个人和家庭方面的悲剧。可作为他们主要著作《资本论》的思想和材料，这种生活又是他纵有万贯家财和天堂之乐也无可替代的。 　　伦敦是马克思一生中的最后一个阶段，它好像是由历史事件的内在逻辑为他预先准备好了，好像是历史事件将马克思的各个发展阶段作了很理想的安排，帮助他登上了一个新的阶梯，促使他把在大陆上受到的教育加以完善。 　　英国正像他的英国博物馆一样也成为欧洲甚至全世界最大的一家“博物馆”之一。因此，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离开大陆，这不单单是他不平静的生活中的一次例行的迁徙，它意味着马克思的命运随着政治形势的根本变化而发生了转折：以社会意味的高涨，1848年革命的爆发和失败为标志的整个历史时期已经结束。 　　“前30年，人生的前半生——这个充满激情和乐观精神的青年时代……”马克思离开浮躁的“小家”时又在英国博物馆里尽情遨游着。他不时在回顾总结自己前30年走过的路：1842年至1849年是人生最重要的阶段，这期间的观察社会、积累知识、获取经验，在社会意识急剧发展和革命运动不断高涨的影响和鼓舞下制定了新的学说，创建了党，拟订了经过深思熟虑和详尽无遗的革命纲领，并且亲自参加了革命斗争。此外，也实现个人生活方面的理想：和燕妮结婚……同恩格斯的友谊、琳蘅的友谊…… 　　马克思得出结论：婚姻中人生7年曲折的恋爱是最大的幸福，得到村姑琳蘅的那种敬和爱的神圣的默契、奉献是最大的幸福；寻求到人生最高尚的信仰，探索一条理想的发展道路，结识恩格斯这样的一些铭友，并将全部身心投入伟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之中……这更是人生最最莫大的幸福…… 　　流亡伦敦之前的30年，在马克思心中留下了美好幸福的回忆，他将前30年生活中的风霜雨雪全略去不计，他认为： 　　在柏林这个全世界公认的哲学思想中心钻研了理论。 　　在科伦，用现实生活检验了自己的理论知识。 　　在巴黎这个社会主义思想中心，发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及其动力——阶级斗争。 　　在布鲁塞尔，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具体化。 　　在眼下伦敦这个世界经济中心——应是历史为自己着意选择的最理想的政治经济观测点。…… 　　于是，他面对这里的任何困苦都不沮丧、颓废，似乎几个孩子饿死也是自然而然的，自己把外衣典当一个星期不能出家门也是自然而然的…… 　　走进英国博物馆，他可以把什么烦恼都抛于九霄云外。规律是自然和必然的，在于发现而无法创造，就任自然之花结出丰硕的自然之果吧！ 　　英国博物馆收藏着各个民族、各个时代的艺术品，它的图书馆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之一。 　　早晨钟声刚响，马克思几乎每天都到图书馆去。他在图书馆里，有个威廉·波佩尔的德国青年义务当他的秘书和英文翻译，两人这么坐在里面，直到晚上看门人关门为止。 　　马克思在博物馆图书馆有固定的坐位，他的桌子上也同他家里的写字台一样有堆积如山的书，人伏下身去，两边的书把他上身深深地淹没住。桌面上未打开的书放得很整齐，翻开的书一本叠一本的，书里折叠着角，甚至书里临时用什么文具代作了书签……这桌面上的一切的一切，马克思离开后，任何人都不可碰他的。在家里，燕妮、琳蘅知道，连孩子们也知道。这里的图书管理员更知道。 　　图书管理员每天给他拿来一堆新书。经济学问题和物理学、法律学、数学、化学、文学，甚至外国语的文法书，马克思都进行认真的研究，他身边常常摆着卡片和草稿纸，以便认真作笔记，他从每本书中摘录内容提要，凡属他所特别感兴趣的书，他就细心地作札记。他在钻研中一旦冒出新的思想火花，便立即用文字记下来。 　　一天，图书管理员好奇地问他：“博士先生，你同时可以研究好50种科学吗？我们的教授通常只能攻读一种专业！” 　　马克思敏捷而风趣地回答说：“亲爱的朋友，所以也有很多教授戴着遮眼罩呀。如果人们要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人们就不要只在一块草原上去赏花啊！” 　　在伦敦，马克思完全掌握了英文和西班牙文，广泛研究了各种政治经济方面的文献资料，并写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帕麦斯顿勋爵》等好几本书。 　　去了图书馆不想家里的事，回到家里不想图书馆的事。这个非常时期，他要为维持家庭生活去奔波，还要同那些形形色色的反党的小资产阶级派别进行严酷的、不停的斗争。这种非普通人所能忍受的、长期的艰苦工作以及多年贫困所造成的极坏的健康状况，从未动摇过他的意志而迫使他停止工作。 　　一天，他看着写字台上的一大堆稿纸失态得像孩子般大声叫嚷：“我已准备好，我要动手了，动手呀——！动手——！” 　　燕妮、琳蘅和孩子们都呆呆看着他，哑然失色…… 第23章 风雨同舟 　　马 克思经过14年的准备，决定开始写作《资本论》。这时，大女燕妮才13岁，劳拉11岁，最小的爱琳娜刚刚开始学走路。 　　这时，正得到了经济上的帮助，他们一家在梅特兰公园附近找到了一所小房子。这是离伦敦城边离汉普斯泰特荒阜和樱草丘不远的一栋小房子。 　　经过第恩街贫困区的龌龊之后，现在看到这绿草如茵的环境，出门不远就是公园，燕妮和孩子们真是入了迷。他们添置了一些家具，也不再拥挤在一起了，马克思也有了属于自己写作的“书房”。 　　这个公园附近的格拉弗顿坊离城区较远，到英国博物馆得走整整5公里，幸好马克思是个健走健谈的人，他可以利用散步的机会同时完成去图书馆借书的任务。 　　当马克思的黑脸容光焕发的时候，燕妮预测他会有什么喜事了。 　　果真，马克思要准备动手写《资本论》了，这是他一生中准备时间最长、付出代价最多的一部巨著啊！ 　　“你应该先好好休息几天！”燕妮见丈夫高兴得近乎发狂，立即央求他先休整一下。 　　“休息？！”马克思却惊异地反问。提起休息，他忽然感到几个星期没有和孩子们好好地一道玩了。于是，他遵从燕妮的安排，把女儿们叫到身边来。 　　一般，女儿们不到星期天是不敢进马克思的书房的，一到星期天就是孩子们的天下了，马克思把星期天的指挥权全交给孩子们手里。 　　“我们来玩玩海战好吗？”马克思提议。 　　“好呀！”孩子们高兴得抱着他的脖子。 　　马克思用旧报纸做小船，做完一艘再做一艘，每一艘外表都不一样，很快便做好了一个完整的“舰队”。 　　他带着女儿们到小澡房装满一大木盆水，然后把这些小纸船浮到里面，让这些船互相撞击，并大声叫道：“纳尔逊公爵在特拉法尔加！”（英国舰队大败法国西班牙舰队）每当一个姑娘说了一句诙谐的话，或者机智地回答一个问题的时候，他那在浓眉下面隆起的、乌黑的眼睛便更加炯炯有神。 　　“孩子们可以教育父母。”马克思这样对孩子说，在游戏中他并不独断专行，他对待他的女孩子们像对待大人一样，从不向他们发命令。 　　他能就这样同她们玩个把小时，一旦他的精神得到了恢复，他又惦记着他的写作，他把船一艘一艘地点着火，让全“舰队”在姑娘们一片响亮的欢呼声中化为灰烬。 　　马克思最喜欢附近的公园，并喜欢丘陵起伏的汉普斯泰特荒阜，他在他少有的休息时间里常常带他的姑娘们到那里去郊游，给他们讲自己编的故事，他按路程计算讲故事，好让孩子们忘记疲劳，孩子们时常要求父亲再讲一里路的故事。 　　每当星期日天气晴朗的时候，马克思总是陪全家到荒郊去，如有恰好来访的朋友或者路过的流亡者，他也约着他们一道去。星期日是放假休息的日子，孩子们早就眼巴巴地盼着这一天的到来。 　　每当收到一笔稿费，或者接到恩格斯寄来的几镑汇款，琳蘅必须首先储备口粮，为一些流亡者到家里来避荒。然后，准备一个还是从特利尔带来的大筐里装满了很大的一块煎小牛肉，一罐配了砂糖的茶，另外还准备一些水果。 　　威廉·李卜克内西通常带着两个小女孩走在前面，她们一边走一边做体操，一边玩着，唱着，或者采摘路边的野花，走在孩子的后面的是来访的朋友同马克思和燕妮，最后是琳蘅这个总管家。篮子必须由最想吃东西的客人帮助提。 　　当大家找到适于落脚的地点时就停下来休息，把带着的东西拿出来吃。孩子们在灌木丛中跑来跑去，打打闹闹，大人们便拿出他们的报纸来闲谈，而且马上展开热烈的、有时甚至是激烈的争论。 　　后来，姑娘们要求所有的人必须与她们一起玩，与她们竞走、角力或者扔石子、瓦片，看谁击在塘里的瓦片漂出来的漩涡最多，漂得最远…… 　　骑驴是最有趣的游戏，马克思是一位不高明的骑士，他在孩子们和朋友们的一片笑声和欢呼声中跨上驴背，好胜心驱使着他，他反复爬上那倔强的动物的背上，而那牲畜总是立即颠着把他摔下来。恩格斯却是位出色的骑手，他有一匹专用的猎马，他猛烈地追逐野兽时，总是一马当先，冲过壕沟、篱笆等障碍物。这时，连马克思也不免要对燕妮说句担心的话：“他说不定哪一天会发生意外的。” 　　回家的路上，琳蘅提着空篮子，领着几个疲乏了的姑娘。为了鼓舞孩子们，使他们忘掉疲劳，马克思也参加唱民歌，一支接着一支地唱，还时不时出现拉歌的场景，大伙都鼓掌要马克思独唱。有时，马克思就用讲故事、背诗歌代替。他成段地背诵《神曲》，有时背诵莎士比亚的剧词，他特喜欢引用《浮士德》里的诗句。 　　他的头脑里装满了历史、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的各种知识，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懂得动用长期精神劳动中积累起来的知识了。他在艺术节上的观点同在科学方面的观点一样严谨，他从不轻浮谈论那些他自己不真正掌握的东西。 　　一个星期日，大伙在野外发现了一棵高大的、果实已经成熟的毛栗树，马克思找一根棍子把树上所有的毛栗打个干净才罢休，回家的路上，他感到胳膊有些酸疼，到了第二天早上，他的肌肉疼得厉害，胳膊痛得一星期不能动弹。 　　“穷开心是消愁的最好办法。”他常这么对朋友们说。 　　恩格斯在长时间的分别之后来到了家里。 　　这往往也就成了家中的节日了。孩子们都收到了恩格斯送给自己的礼物，然后，大家丰富地吃一顿。这之后，马克思就带着一些不好解决写作方面的问题把恩格斯引进了书房，他们谈了看法，再回顾各人分别后生活上的经历，谈到生活中遇到的有趣的事时会放声笑起来，笑声感染屋外的人。 　　孩子们就又突然记起了今天是星期天，小燕妮带着大妹妹就大胆闯进了书房。 　　小燕妮生得像父亲，脸色黝黑，头发漆黑。劳拉两颊绯红，前面的卷发金光闪耀，就像经常有夕阳照耀着似的，很像她的母亲。小燕妮看看这两位笑得前仰后合的朋友，严厉地说： 　　“今天是星期天，不准你们坐在书房里！” 　　马克思听女儿说是星期天，连忙拍拍自己的头，觉得冷落了孩子，应该出去带孩子们一块去玩。于是，他斜眼看了看恩格斯，互相埋怨起来。 　　“对对，星期天，只因为是你恩格斯叔叔来了才这么特殊一下，爸爸以后一定记住，一定改正！”马克思向孩子们承认错误。 　　“不，要马上改正！”小燕妮又严厉地说。 　　“对，马上改正！马上马上，上马，上马……”马克思说着，立即耷拉着腰，两只手支在地上，长长的腰弯成马鞍状。 　　小燕妮忙着把劳拉推向前去，并指使说：“我骑爸爸！你骑叔叔！” 　　“走吧，驾——！”小燕妮第一个骑上马克思的背，并喊起了口令。 　　两个孩子从书房里“骑马”出来，马克思驮燕妮在前面走着，摇着，好像真的一匹黑鬃马；后面的恩格斯紧拉着劳拉的脚，弯着腰，一边跳一边走，好像一匹真的上了鞍的棕色马，棕褐色的头发垂下来遮住了眼睛。 　　“驾——！驾——！”全家乐得连燕妮和琳蘅也真想跨上“马”去…… 　　由于美国面临严重的商业危机。《纽约每日论坛》表示不愿意付给马克思每周两篇文章的稿费。宽敞的房子和疯长的孩子需要开支。经济上又开始拮据了。 　　德国流亡工人在伦敦创办了周刊《人民报》，虽然由于经济上的困难，刊物发行了四个月就停刊了，但刊物的影响力经久不息。 　　50年代末60年代初，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人民报》、《纽约每日论坛》以及其他报刊写了不少文章，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表明德国人民争取民族统一的道路以及首先必须采取什么步骤，抵制波拿巴法国干涉内政；要废除封建制度，要制止民族内部分裂；要解放那些受普鲁士和奥地利压迫的人民。所有这些，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行动纲领。 　　于是，对德国的民主统一怀敌视的所有人——从法皇拿破仑第三到普鲁士容克——都联合起来反对革命的民族纲领。拿破仑第三利用昔日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卡尔·福格特，造谣诽谤马克思，而普鲁士容克和自由党党员就迫不及待地用他们的报刊到处传播这种谣言。他们说马克思勒索、密告革命者，甚至说他印制假钞票，马克思依法控诉这些造谣者的时候，他们还不肯认罪。 　　福格特想把共产党人同那个重新逐渐高涨的人民运动隔离开来。马克思在这非常时期写出了论战性的著作《福格特先生》。 　　《福格特先生》严厉制止这个可耻的企图，证据确凿地指出，在那些从德国逃亡出来的人当中，谁是真正为进步事业作出了贡献的，谁即使在受迫害、生活极度困难时，仍然坚定地捍卫德意志人民的民族利益。而福格特呢？却为着拿破仑第三效劳，并且以政论家的身份来支持拿破仑的政策——旨在反对德意志的民主统一。过了10年，在第二法兰西帝国被推翻以后，在拿破仑的文件中，这笔款子是福格特于1859年从波拿巴的秘密基金中领得的…… 　　燕妮抄完马克思《福格特先生》手稿的最后一页，还击敌人的这一自费出版的新武器刚刚排印，来自家庭内部的灾难又接踵而至…… 　　朋友魏德迈的夫人路易莎收到燕妮的信： 　　“……这一次我们倒霉透了，‘四面八方’都卑鄙地攻击我们，所有德国的、美国的和其他报刊都进行了无耻的活动。你一定想象不到这件事使我们有多少不眠之夜和忧虑。控诉《国民报》需要很多钱，而卡尔写完了书，却找不到出版商，于是只好自己出钱（25英镑）刊印，现在，书已经出版了，但是卑鄙的、胆小的、出卖了灵魂的出版界对此一言不发。你喜欢这本书，这使我非常高兴。你对它的评价几乎和我们其他朋友的意见一字不差。出版界故意只字不提，自然就使这本书不能像我们有把握地期待着那样畅销，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对我们说来，书能得到所有知名人士的称赞已经足够了。甚至反对者和敌人也承认这本书是非常有意义的。布赫尔称它为现代历史的简明指南，而拉萨尔写道，读这本艺术作品对他和他的朋友们说来是难以形容的享受，他们还不停地称赞该书笔锋犀利。恩格斯认为这是卡尔最优秀的作品，鲁普斯也有同感。祝贺信像雪片飞来，甚至卢格这个老头也称它为谐谑工作。我想知道，在美国对这本书是否同样不置一词。如果这样，那真太令人愤慨了，更可恶的是所有报纸居然费许多篇幅去登那些无聊的谎言和诽谤，也许你的丈夫能想点办法来推销这本书。 　　“当我快要抄完这本书的手槁——这本书正在排印的时候，忽然感到很不舒服，开始发高烧，不得不去请医生。11月20日医生来了，他细心地诊断了好久，沉默很长一段时间以后说：‘亲爱的马克思太太，我很难过但是必须告诉你，你患天花了，孩子们必须立刻离开这里。’你可以想象，这几句话使全家多么恐惧和悲伤！怎么办呢？李卜克内西慨然提议给孩子们找住处，中午女孩们就带着自己的小东西走了。 　　“我的病越来越沉重，出现了可怕的天花的症状。我受了很多很多苦，脸上像火一样疼痛，整晚都失眠，体贴入微地照料着我的卡尔担忧万分，最后，我失去了一切感觉，但神智一直是清楚的。我躺在敞开的窗子的旁边，让11月的寒风一直吹着。房里火炉很热，他们在我发热的嘴唇上放了冰，不时喂我几滴葡萄酒。我几乎不能吃东西，听觉越来越迟钝，后来眼睛也闭上了，我不知道是不是长眠的时刻已经来临！ 　　“由于细心的亲切的照料，我的身体终于战胜了病魔，并且已经完全复原了，但是脸变得很难看，暗红花的疮痕像现在正流行的品红色一样。可怜的孩子们直到圣诞节才回到了她们深深怀念着的家里，第一次会面的情景是难以描绘的。这些小姑娘们看到我非常激动，几乎忍不住要流下泪来。五个星期以前，我和可爱的孩子们在一起还显得很体面，那时我还没有白头发，牙齿和身段还很好，人家都认为我保养得法，如今，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我觉得自己是一只怪兽，宁愿快放到动物园里去，也不愿在高加索人中间，然而，不要害怕，现在我的样子不那么可怕了，疤痕已经开始痊愈。 　　“我还没有离开病床，我亲爱的卡尔又病倒了。过度的惊恐，各种忧虑和悲伤使他也支持不住。他的慢性肝脏病转成了急性。谢天谢地，受了四个星期的折磨，他总算好了。这时《论坛报》寄给我的稿费又减去了一半，而那本书不但没有任何报酬，反而要付出一笔款子。为了医治这个可怕的病，又花去了许多钱。总之，我们这个冬天是怎样过的，你也就可想而知了。 　　“因为这种种原因，卡尔决定到盛产烟草和奶酪的荷兰故乡去袭击一番。他希望从姨父那里借些钱。因此，目前我就像一个被遗弃的女人在专心等待…… 　　“卡尔还没有离开，我们的忠实的琳蘅又生病了，直至现在还躺在床上，虽然已有好转，因此我要做的事情很多，这封信也只能匆匆结束。” 　　马克思去姨父家不久，传来的消息是因身体未完全恢复，病又复发了。这样，马克思又在姨父家整整住了两个月才治愈回家。 　　马克思又面临钱的危机，姨父家的一点钱也只能解决暂时困难。马克思跑到伦敦一个铁路公司想去干份办事员的工作来挣些钱，可是那里回答的是：因“字写得不好”，不接收。 第24章 亚洲的曙光 　　马克思在世界经济危机中，一面赶写《政治经济学批判》，一面挤时间学了丹麦文和瑞典文、高等数学，还研究了俄国现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俄国农民解放的文章。这期间，马克思已英明预见俄国爆发革命的可能性。 　　马克思又把目光盯住了欧亚大陆的世界东方。 　　欧洲1848年革命失败后的反动年代，正是中国人民对外反抗列强入侵、对内反对腐败的清政府而英勇斗争的时期。马克思十分关注远隔重洋的中华古国，深切同情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强烈憎恨民主主义者对中国的压榨和欺凌。他和恩格斯从各种报刊上密切注意中国发生的事件，收集列强掠夺和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证，研究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材料，写了许多文章声讨殖民主义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声援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斗争。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后，英国侵略者为了使鸦片贸易合法化，进一步扩大侵华权益，处心积虑地妄图发动新的侵华战争。1856年10月，英政府勾结法国，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英国和法国派军舰北上，攻占了大沽炮台，侵犯天津，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1859年英法以“换约”为名再次炮轰大沽，1860年英法侵略军发动更大的侵略，侵占天津和北京，焚烧圆明园，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发表了十多篇文章，揭露英法侵略者挑起这场侵略战争的罪恶目的，支持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正义斗争。马克思指出：这是殖民主义者发动的一场“极端不正义的战争”，他严厉谴责侵略军奸淫烧杀、无恶不作的罪行，他痛斥了英国人为发动侵略战争而制造的荒唐借口，指出他们的“这些不分青红皂白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中国人针对英国人提出的每一件控诉，至少可以提出99件控诉”。 　　马克思用大量材料揭露了英国的鸦片贸易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危害，英国在印度种植罂粟，提炼成鸦片，输入中国牟取暴利，仅1856年一年靠垄断鸦片贸易就获取收入2500万美元，占国家总收入的六分之一。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充实英国国库”。罪恶的鸦片贸易和赤裸裸的武力侵略必然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马克思和恩格斯热情地赞扬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马克思说：“本来已趋于平息的，在鸦片战争时期燃起的仇英火焰，在中国爆发成了愤怒的烈火，一切关于和平和友好的声明都未必能扑灭这股烈火。”恩格斯说：“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揭露了沙皇俄国通过对华贸易和利用英法侵华战争对中国进行的掠夺。马克思指出：“约翰牛由于进行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俄国得以签订一个允许俄国沿黑龙江航行并在两国接壤地区自由经商的条约；又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恩格斯在谴责沙皇俄国对中国的侵略时说：“它除了分沾英法所得的一切明显的利益以外，还得到了黑龙江沿岸地区，这个地区是它悄悄地占领的。”马克思特别揭露了沙皇俄国侵华政策的狡猾阴险，它靠狡诈的外交手腕，“不要花费一文钱，不出动一兵一卒，就能比任何一个参战国得到更多的好处。” 　　帝国主义的抢劫和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他们痛恨鸦片贸易带来的灾难，对外国人进行多种形式的斗争：在欧洲人吃的面包里放毒，在外国船上举行暴动，夺取轮船，被强抓来的苦力在被运往国外的船上奋起反抗，宁愿与船同沉海底或在船上烧死，也不愿投降；绑架和杀死他们能遇到的每一个外国人，等等。殖民主义的辩护士们把中国人民的这些斗争形式诬蔑为“可怕的残暴行为”。马克思、恩格斯站在中国人民方面批驳了他们的谬论，公开为中国人民辩护，恩格斯义正词严地指出：“这些对毫无防御的城市开火、杀人又强奸妇女的文明贩子们，自然会把中国人的这种抵抗办法叫做怯懦的、野蛮的、残酷的方法；可是既然只有这种方法能生效，那么中国人管得着这些吗？既然英国人把中国人当作野蛮人看待，那么英国人就不能反对中国人利用他们的野蛮所具有的全部长处。” 　　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重视当时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的太平天国起义，高度评价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马克思指出，中国连绵不断的起义现在已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它不仅动摇清王朝的统治，也会影响到欧洲的革命。他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在的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恩格斯把当时的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看作“整个亚洲新世纪的曙光”。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怀着喜悦的心情展望中国的前途，他说：“有一点仍然是令人欣慰的，即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8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 　　中华共和国 　　自由，平等，博爱 　　马克思不仅支持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而且十分同情被殖民者征服的印度的悲惨境遇。他严厉谴责英国对印度的野蛮殖民政策。他指出：“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它的历史，不过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征服者的历史，这些征服者就在这个一无抵抗、二无变化的社会的消极基础上建立了他们的帝国。”英国的“贵族只是想降服它，财阀只是想掠夺它，工业巨头只是想用低廉商品压倒它”，结果印度这个自然物产非常丰富的国家，却沦为世界上最贫困的殖民地。殖民者在这里公开贪污、勒索、侵吞私人股息，甚至在寺庙设置惨杀和卖淫掠取香客钱财，却无耻地称这是维护“财产、秩序、家庭和宗教”！马克思愤怒地指出：“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对于这样一个长期受尽奴役和欺凌的国家，马克思寄以希望，他说：“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在多少是遥远的未来，这个巨大而诱人的国家将复兴起来。”而复兴的道路或者是英国本国的工业无产阶级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或者是印度人民掀起民族解放运动来摆脱英国殖民主义的枷锁。 　　1857—1859年期间，印度人民举行了民族解放的起义。马克思从印度人民的起义中看到了东方殖民地人民新的觉醒，给予了热情的关怀和支持。他写了许多文章分析起义的原因和性质，驳斥英国资产阶级报刊散布的种种谎言。他还看到了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对于宗主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的意义。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印度使英国不断消耗人力和财力，现在是我们最好的同盟军。” 　　马克思在论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的文章中始终贯串了这样一个光辉思想：被压迫民族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必然会影响到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加深它的矛盾，加剧它的危机，削弱它的力量，从而有利于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因此，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是相互支持和相互影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必须支持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这些思想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解放斗争的理论基础。 第25章 《资本论》问世(1) 　　1861、1862年里，马克思利用外出的机会绕道从异国回到过特利尔，看望了越来越苍老的妈妈。 　　马克思想找份工作无望，眼看经济上的困难又无法在公园附近的格拉弗顿坊宽敞的住宅呆下去了。这时，又突然从特利尔传来噩耗：“1863年11月30日，母亲逝世。” 　　马克思立即从伦敦赶赴特利尔奔丧。为自己亲爱的又固执一辈子的母亲流下了悲痛辛酸的泪水。 　　“妈妈，你醒醒吧！”马克思还有许多话要对妈妈说啊！ 　　为了寻求真理，实现自己的伟大理想，唤醒无产阶级砸碎自己手中的枷锁，推翻统治阶级，劳动人民自己当家作主……为此，自己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流亡，与无产阶级所有的敌人作斗争，带领一家大小凭着精神支柱的维系，心甘情愿一次次在贫困的死亡线上煎熬…… 　　你反对孩儿的婚事，为守自己百姓家的本分；你反对孩儿读书，由能赚钱的法律专业转为哲学专业……这些，孩儿都使你老人家大失所望，孩儿没有听妈妈的话，以至妈妈白发苍苍之年还为孩儿的贫困流亡而抱一块心病。 　　妈妈，你真不理解你自己孩儿的心。孩提时，孩子的粗鲁为什么都能容忍，撞翻了你心爱的陪嫁花坛你不重骂一句；在外打斗划得血淋淋的手足，你还流着泪水替孩儿缚理；严冬的夜半，你几次颤抖着身子爬起来遮严孩儿的被物，以免感冒……这些，你都能忍受着。 　　孩儿大了，自己有了主张，有了独到的见解，没有听你的话，你固执得眼汪汪看着孩儿身无一文流亡异国他乡。连这个时候你也不愿意将一文钱给一个“不听你的话”的孩儿，让孩儿像个孤儿样向外人借助维持生计，你死心眼认为：孩儿整日为着什么“主义”、“理想”，不行正路，有老有小的大男人不但不去一心赚钱养家，却让自己和一家去作无辜的折腾和牺牲…… 　　孩儿的心连自己的妈妈也难理解，难怪别人能理解自己？一二十年来，好在有朋友的理解和接济，好在有觉醒的劳动者们支持，否则孩儿还有为妈妈奔丧的一天？…… 　　一个全新的伟大的事业，不理解是暂时的，也是自然的。孩儿却理解妈妈那天下父母所共有的“望子成龙”的心。可眼下孩儿执着追求的事业还没有成功，妈妈善良的劳动百姓的那份“体面”还没有最终讨回来……然而毕竟事业在发展，革命运动有了新的喜色，《资本论》第一卷的写作也将进入冲刺阶段……从中，你和还多数尚不理解儿子的心的人会从中找到圆满的答案…… 　　“妈妈，你醒醒吧！” 　　你听孩子对你说，莫看你儿一时甚至今生今世的困难，儿的行动可影响一代代的创造财富而深受剥削的劳动人民，他们从此会在困境中崛起，做国家的主人，建设一个文明民主的崭新的世界！ 　　马克思这位已45岁的头发花白了的“孩儿”在妈妈的灵柩前静静地、久久地默哀，任放纵的泪水荡涤自己负疚的心灵…… 　　由于革命大风大浪的闯荡，一二十年的流亡，作为长子没能在妈妈身边尽一点孝心，连妈妈十月的怀胎，孩提时的抱养也没有得到回报。儿也不曾这么想到过……可每天还要为一家大小的生计找亲朋接济……想到这一点，马克思内心刀剐一般疼痛……为了事业，基本放弃了生我养我的妈妈，兄弟姊妹16年才见上一面……最后连一句要妈妈理解、原谅、使妈妈得到慰藉的话也没能说上一句，妈妈就悄悄地走了，永远地走了…… 　　日月轮转，可人就怎么也不能轮转，根本就没有了一个下次能在妈妈身边弥补自己过失的机会…… 　　这位头发花白的孩儿，泪水从已花白了的胡须中源源注入妈妈灵柩的跟前…… 　　他不顾自己身体久病后刚刚恢复，不顾胸前生有大痈的疼痛，不听姐姐他们的劝阻，长时间地在妈妈面前让泪水说出自己许多年来要说出的话啊！…… 　　送妈妈入墓后，马克思走访了几家附近的亲戚，立即返回了伦敦。 　　尽管自己正在第二次经济危机中，他没有专为妈妈的遗产在家里说上半句话，他全忘记了妈妈也有负疚孩子的地方，只想到自己长期流亡异国他乡欠老人家的太多、太多…… 　　马克思来伦敦不久，家里人按妈妈的遗嘱将马克思应多得的那份母亲的遗产用钱寄来了伦敦。 　　马克思在经济困境中收到了母亲的遗产，收到了一小笔却沉甸甸的希望，又是收到了一分难以忍受的痛苦……母亲啊，最终不是在克扣孩儿，而是在克扣着她自己……母亲用一生的艰苦、俭仆寄给孩儿“愿铁成钢”的恨——和爱…… 　　亲爱的卡尔，您每星期都要用海绵和肥皂洗一次澡。 　　您喝的咖啡是怎样弄的？是自己煮，还是怎么的？…… 　　……祝您健康，想必圣诞节您会有些什么要求，只要是妈妈能做到的，我都将乐于去做…… 　　……向您致意并吻您，您永远是我最可爱的、最好的人疼爱您的母亲 　　这时，马克思又想起了在波恩大学读书时收到妈妈的信。这银花花的钢镚碰撞声不就是母亲恨儿和爱儿的叮咛和忠告吗？…… 　　马克思终于用母亲的遗产偿还了债务。并为告慰母亲，用这笔钱在哈佛斯拉克小山梅特公园第一次租用了一栋宽敞、舒适、向阳的别墅——莫丹那一号别墅。 　　别墅里，夜深的油灯熬得嗤嗤地响…… 　　为生计奔波的时候发现钱的重要，一旦得到了钱又并没有感觉到钱的重要究竟在哪里？马克思随时警惕着自己卷进金钱的怪圈，可关键的时候又被金钱所戏谑。想起来，也嘲笑自己一时的不正常。 　　他最终不为钱所俘虏。他不把钱当作回事，得到就按照需要放开手脚去办该要办的事，没有了就再去想办法挣来维系。生存的目的不仅仅为了钱，就像人活着不是为了吃饭，吃饭又不仅仅是为了活着的简单道理一样。 　　马克思得到钱的时候不去吝惜它，尽管这之前苦受了钱的折磨，他很快又将它放到自己想要急于办的事情上去。 　　得到了一笔小小的遗产，他就立即为一家人改变生活环境，让全家人享受公园式的美丽、幽雅的生活，让冥冥中的母亲为孩儿一家的转机露出微笑。马克思又拿出生活外的所剩去资助贫困的朋友，要琳蘅寄给他同恩格斯安排去德国代替他们开展革命工作的威廉·李卜克内西。 　　于是，从德国寄来的钱又很快返回德国去…… 　　1864年5月初，突然从曼彻斯特传来了威廉·沃尔弗病重的消息，马克思大吃一惊，为了要同这位“好同志”再见一面，他急急忙忙赶到曼彻斯特去。沃尔弗却已于5月9日逝世，马克思没能同这位全家最亲密的朋友最后见上一面，沃尔弗这位老单身汉却写遗嘱把自己生活中积攒下来的大约800英镑留给了马克思一家。 　　马克思看到沃尔弗身上穿的破旧的衣服，平时节俭的食物……这位严峻刚毅的男子汉又几次中断了悼词。 　　早在1862年春季，《论坛报》已不请马克思撰稿了，因为美国国内事件已占了该报的全部篇幅。其他约稿的机会也不经常有。自从1864年秋天起，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用去了马克思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忙于活动几乎断了稿酬。因此，1865年5月，马克思一家又陷于贫困的境地了。所有可以抵押的东西都逐渐进了当铺，然而即使这样，也还不能使债权人满意。 　　为此，马克思的女儿们又不能到学校去上课了，一家又过着半饱的生活。 　　一次，恩格斯正赶到家里来，为了手里的写作想和马克思一同到马克思常去的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找资料。 　　“我自己也想上那儿去……”马克思只好这么说。 　　“那么，你穿衣服吧？” 　　马克思却只是坐着不动，恩格斯再仔细看他的寝衣和鞋子等，不禁大笑起来，马克思自己也觉得很滑稽，他竟又不能走上街去，因为鞋子完全穿破了，而上衣呢，也送到当铺里去了。 　　一天早上，马克思照常走进他的书房里，准备工作。这已成了习惯，早晨必定要先看看报纸，他伸手向桌子的右边去取报纸，想拿来看一下，但却是空空的。马克思皱皱眉头，打开了房门走出来。 　　他不耐烦地喊道：“燕妮！你忘了给我买报！” 　　燕妮走到他面前，轻声地说：“卡尔，钱不够买报纸了。” 　　马克思看着她说得耷拉着头，内心禁不住怜悯妻子来了。他不说什么，向前用力吻了她一下，然后回到书桌旁边去准备写稿子。 　　可桌子上翻不出干净纸了，一张也没有。剩下的全是写满了字的手稿了。这一天，连买纸的钱也不够用。 　　马克思想到要把两个大女儿介绍到工厂里去打工，恩格斯知道后心里非常难过，他反对马克思这样做，孩子还是读书的年龄。 　　恩格斯除每月定期从曼彻斯特寄来生活费外，又一次性寄来了1000塔勒。 　　马克思1865年7月底写信给恩格斯说：“起初我想上你那去当面谈谈这件事。”他又说：“老实告诉你，我与其写这封信，还不如砍掉自己的大拇指，半辈子依靠别人生活，每当想起这一点，就不禁心酸。这时惟一能使我挺起身来的，就是我意识到我们两人正在从事一项合伙的事业，而我则把自己的时间用于这项事业的理论方面和党的方面。”他讲完自己家庭困难的状况，又详细介绍《资本论》的写作进程和国际工人协会的事情。 　　马克思为了共同的事业，他一心扑在党的理论和工作上去了，仅靠自己研究外的余暇挤时间写些稿件得点稿酬养家糊口，他很少在金钱上有能力再去接济朋友了。可是，为着共同的理想，辉煌的人生，他的巨大的人格力量在起作用，朋友看重他回报的不是金钱，而是用金钱无法比拟、计量的推进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不朽的科学事业…… 　　政治流亡的风波，经济拮据的折腾，加上身体的摧残，《资本论》的写作进展缓慢。 　　马克思前后历时25年，终于1867年9月14日，《资本论》第一卷在汉堡出版了，印数1000本。 　　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著作的问世，是马克思人生半辈子辛勤劳动的结晶。 　　马克思还在40年代担任《莱茵报》主编的时候，就对政治经济发生了兴趣。他自己曾经说：“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 　　1843年马克思迁居巴黎以后，孜孜不倦地研究政治经济学，仔细阅读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并作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他这一时期经济学上的研究成果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的见解，这实质上是他的资本占有雇佣劳动理论的萌芽形式。 　　1845年2月3日，马克思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来到了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在这里，除继续研读以往经济学家的著作外，他还阅读同时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作品，并收集有关经济学方面的材料。 　　马克思打算写一本经济学巨著，书名定为《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45年2月他同达姆斯塔德的出版商列斯凯签了出版合同，可是这一计划未能实现。列斯凯由于受到普鲁士政府和警察当局的压力，要求马克思把这本著作写成纯学术性的作品。马克思严词拒绝了这个无理要求。后来列斯凯取消了合同。尽管如此，马克思并没有停止对经济学的研究。1847年出版的批判蒲鲁东的著作《哲学的贫困》和同年12月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所作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讲演，可见马克思当时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果。那时马克思虽然还没有提出剩余价值这一术语，但他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了“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生产的和怎样产生的。 　　由于积极投入1848—1849年革命的实际斗争，马克思一度中断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系统研究。 　　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流亡到伦敦，重新钻研政治经济学。英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博物馆、图书馆等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 　　从1850年夏天到1853年8月，马克思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官方文件和各种期刊中作了大量的摘录，写满了24册笔记本。 　　为了深刻理解资本主义生产，他还阅读各种自然科学技术书籍。例如，为了弄清地租，他研究了农艺学，特别是农业化学。他千方百计熟悉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创造。他在50年代最初几年摘录了生产中应用物理学和数学等等的历史资料。 第26章 《资本论》问世(2) 　　在50年代初期，马克思着重探讨的是货币理论和地租理论。他再次仔细阅读李嘉图的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并作了许多概括性的批注。 　　在50年代中期一段时间，马克思由于忙于为报刊撰稿，没有能够集中精力研究政治经济学。1857年经济危机的爆发，推动他加紧经济学的研究工作。他期望这次经济危机会引起新的革命。他想尽快从理论上进行总结，用社会发展的经济知识来武装工人阶级，提高他们的觉悟，使他们认清自己的革命任务。他夜以继日地进行紧张的工作。“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 　　从1857年7月至1858年5月短短10个月时间内，马克思写成了50个印张篇幅巨大的手稿，这就是《资本论》的最初稿本。这部手稿在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形成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正是在这部手稿里，马克思第一次制定了剩余价值理论，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为此继他们的第一个发现——唯物史观之后，完成了第二个伟大发现。 　　马克思为这部手稿写的《导言》具有非常重要的科学价值。他详细叙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精辟地分析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辩证关系，强调指出了生产的决定性作用及其历史阶段性。他详细地阐述了他的从抽象到具体的科学方法，并说明了这一逻辑方法同现实即同历史过程的一致性。 　　这部手稿，马克思不是为了发表而写的，“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而整理的。从1858年初开始，他在这一手稿基础上开始写《政治经济批判》一书，并打算分册出版。他本想尽快完成第一分册，由于长期通宵达旦的工作，他劳累过度，不断患病。1858年4月29日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长久没有写信，可以用一句话向你解释，就是不能执笔。这不仅是就写作而言，而且是就这句话的本来意义而言的……给《论坛报》一定要写的少数几篇文章，我是向妻子口授的，但就是这一点，也只是在服用烈性兴奋剂之后才做到的。我的肝病还从来没有这样厉害地发作过，一度曾担心肝硬化。医生要我旅行，但是，第一，经济情况不许可，第二，天天希望能够再坐下来工作。总是渴望着手工作而不能做到，结果倒使得情况恶化了。不过一星期来已有好转，但还不能工作，要是坐上几个钟头，写写东西，过后就得躺好几天不能动。我焦急地盼望这种状况到下星期能够结束。这事来得太不是时候了。虽然是我在冬季夜里工作过度所致。” 　　但写作拖延的更重要原因是马克思对自己著作的严格要求。1858年11月12日他给拉萨尔写信说：“至于手稿推迟一事，起初是病耽搁了，后来我为了稿酬必须赶写其他著作。但是主要的原因是：材料我已经搞好了；所差的只是给它一个形式。然而，在我所写的一切东西中，我从文体上感觉出了肝病的影响。而我有双重理由不允许这部著作由于医疗上的原因而受到损害：1.它是15年的，即我一生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2.这部著作第一次科学地表达了对社会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的观点。因此，我必须对党负责，不让这东西受肝病期间出现的那种低沉的呆板的笔调所损害。” 　　1858年5月，他从《经济学家》杂志了解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詹·麦克拉伦发表了《通货简史》一书。“我的理论良心不允许我不读这本书就写下去。”可是在英国博物馆图书馆里，新书要几个月后才能见到。而马克思又买不起这本书。于是工作就停下来了。他不得不向亲密朋友恩格斯求援，直到恩格斯寄来钱为止。 　　1858年8月马克思开始写《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初稿，用了5个多月的时间手稿写成了，但他无法把稿子寄走，因为他身边一分钱也没有，付不起邮资和保险金，而保险又是必要的，因为他没有手稿的副本。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开玩笑地说：“未必有人会在这样缺货币的情况下来写关于货币的文章！”只是在1859年1月收到恩格斯两英镑的汇款以后，他才把手稿寄给出版社。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运用唯物辩证法，深刻地揭示了商品的二重性、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他发展了商品所凝结的劳动的二重性。这一发现非常重要，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正是从分析商品这一资产阶级社会的细胞开始，马克思制定了他的完整的经济理论。 　　第一分册在柏林出版后，马克思本想继续出版其余各分册。但他仍然不时患病，经济状况没有好转，为了取得一点报酬，他还是不得不花许多精力去干他不愿意干的事情。1862年4月他在给拉萨尔的信中谈到：“为了不致饿死，最近一年来我不得不从事最乏味的机械呆板的工作，而且往往整月整月不能为我的这部著作写一行字”。 　　大量的实际活动也拖延了其他分册的写作。50年代末和60年代正是民主运动复兴的时期。1864年伦敦成立了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作为这个协会的灵魂，马克思亲自起草协会的第一个“公告”以及许多其他决议、声明和宣言。 　　从1861年8月到1863年7月，马克思又写了23个笔记本，共约200印张。这是继1857—1858年手稿之后的整个《资本论》的第二个稿本。 　　在写作过程中，马克思于1862年改变了原来分册出版的想法，决定用《资本论》作为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副标题来发表他的著作。从1863年初起，他对手稿各部分开始进行详细加工，用大量的新材料和新的结论加以充实。他白天在英国博物馆图书馆阅读各种书籍，夜间写作。 　　从1863年8月起，马克思把精力集中于研究在第二个稿本中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的那些篇章，首先是资本的流通和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问题。同年12月底，他已完成了整个《资本论》的新稿本。他当时已经确定把这一巨著写成四册，第一册是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册是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册是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四册是理论史。马克思想将整个手稿进行整理，然后恩格斯建议先把第一卷整理出来，马克思同意这样做，并从第二年开始对涉及第一册内容部分进行誊写和润色。经过一年多的时间，《资本论》第一卷终于大功告成。1867年4月10日，他亲自带着稿子，离开伦敦乘船去德国海港城市汉堡，把稿子交给出版商奥托·迈斯纳，然后到汉诺威去，住在他的朋友库格曼医生的家里。在那里他校订了《资本论》的头几个印张。5月19日返回伦敦。大约经过3个月的时间，他看完了全部校样。同年8月15日夜里，他刚看完校样，就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告诉恩格斯：“这本书的最后一个印张……刚刚校完……这样，第一卷就完成了。其所以能够如此，我只有感谢你！没有你为我作的牺牲，我是决不可能完成这三卷书的巨大工作的。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 　　马克思把第一卷题献给1864年逝世的威廉·沃尔弗：“献给我永远怀念的朋友，勇敢的、忠实的、高尚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资本论》以令人信服的逻辑，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会被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指出了工人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由于《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他终于把社会主义从一项空想转变为一门科学。 　　在《资本论》里，马克思还阐明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资本论》一书是马克思理论创作的最高成就。 　　早在第一卷印刷以前，马克思已经准备好了其余两卷的初步整理结构。1867年9月以后，他立即继续从事这两卷的整理和写作，可是他没有来得及脱稿，死神不等他完成这部著作就夺去了他手中的笔。 　　恩格斯承担起这项神圣的使命，把这位共同作战的好友的遗留的科学巨著继续加以整理付印出版。马克思的初稿笔迹谁都觉得看不清楚，只有恩格斯能辨认出来。而且像他那样和马克思志同道合的没有第二个人。对每个问题，每项科学发现，马克思都曾和他商量过；而这些发现中，有不少是他们两人共同的精神财富。 　　恩格斯把《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整理完工并付印出版，不仅是给他的朋友，而且也给自己，首先是给他们的前无古人的伟大友谊树立了一个永久的纪念碑。 　　马克思在手稿的第三卷末尾本应论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发展情况。可是他没能实现这个计划。在关于阶级的那一章开始时，他的手稿就突然中止了。 　　经过十多年黑暗的反动统治之后，在德国重新有了一个不受资产阶级控制的工人组织。不仅是觉悟工人，连进步的知识分子也产生了新的希望，同情或是参加了工人运动。这就是诗人格奥尔格·海尔维格在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不久，写下这首诗，歌颂这个组织。 　　威廉·李卜克内西于1862年夏天，经马克思同意，从英国返回德国，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所信赖的人在那里工作，并组织这支工联队伍。 　　1863年5月，全德工人协会终于在莱比锡成立，斐迪南·拉萨尔当选为主席。 　　马克思为了德国工人阶级的利益，念念不忘随时返回祖国。所以他在柏林盘桓期间就积极活动以便恢复其普鲁士公民权。普鲁士政府在1848年时不同意恢复他的公民权，现在仍然拒绝他的这项要求。柏林的警察局长毫不掩饰地声明拒绝的理由，说马克思的思想“是共和主义的，至少不是忠于君主的”。 　　马克思不能回国，德国的工作只有通过朋友在那里开展。 　　1864年至1872年，马克思在伦敦创立和领导共产主义同盟时期之后成为他进行实际政治活动的又一个高峰。 　　1864年9月28日晚上，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波兰的、意大利的和瑞士的几百名工人和民主派流亡者都聚集在圣马丁堂。伦敦这个音乐厅的礼堂挤得水泄不通。马克思作为德国工人的代表和法国工人的代表、英国职工会领袖以及其各国派来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一起，坐在会议的主席台上。 　　在这次代表德国工人讲话的是马克思向筹委会推荐的战友埃卡留斯，马克思亲自起草了发言稿。会议通过选举，国际工人协会筹委会领导成员中马克思的名字列在末位。 　　1864年11月1日，组织了临时委员会，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了马克思起草的成立宣言作为纲领，对临时章程也一致同意，这是科学共产主义的巨大成就，因为这样一来，在同国际内部非马克思主义流派斗争的时候，不论在纲领方面还是在组织方面，都有了坚实的基础。 　　在形式上，马克思并不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主要领导人。总委会的主席和总书记都是英国工联的领袖，埃卡留斯也当过好几年的总书记。马克思只接受那些住在伦敦的德国工人的建议，当了德国通讯书记。在总委员会里几个国家的通讯书记、同主席和总书记一起组成了一个常务委员会。这是一种特设的领导小组，负责准备总委员会的会议和决议案。马克思经常提出深思熟虑的有益建议，所以常务委员会中很快就赢得了大家的高度尊敬和充分信任。他简直成了不可缺少的人物。《资本论》出版的第一天，国际工人协会作出决定，建议所有的工人学习《资本论》，马克思的这部“工人的圣经”在国际这支无产阶级大军中很快显示出巨大威力。马克思这位通讯书记积极通过德国工联的朋友做工作，争取德国工联组织加入国际组织。 　　在国际工人协会中，马克思虽然没有担任过国际的主席和书记，但却是国际的实际首脑。从1864年国际诞生之日到国际解散，马克思时刻为制定国际的纲领、路线和策略操心，为国际开展有效的活动和斗争承担一号领导人的责任。国际的文件、决议和宣言几乎都出自马克思之手，国际对重大问题采取的措施和在关键时刻作出的决策差不多都由马克思所倡议。马克思通过国际同各国工人组织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从他们那里了解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仔细研究他们寄来的消息和材料，认真考察有关各国的文献和资料，对他们的斗争策略提出中肯的意见。马克思在国际中起着无人可比拟的重大作用，享有了极高的威望。 第27章 晚年·最后的岁月(1) 　　这位德国通讯书记一直在为德国统一、建立德国民主党的工作因受拉萨尔和施韦泽的阻挠而心中不快。他在发现施韦泽推行的纲领并为俾斯麦的统治效劳非常气愤，也为自己和恩格斯的“非常政治人物”不能回到祖国而苦闷。他只有寄希望《资本论》和朋友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及国内工联会的影响力了。 　　5月的太阳照耀在伦敦上空，马克思从英国博物馆走出来，他绕道经过市街，正走到国会大厦，这时一个声音迎面截住了他。 　　“老尼克——！” 　　这是女儿燕妮在亲热地喊马克思的绰号。绰号是这一家子在伦敦生活特有的幽默景点。贫穷和苦恼中常能从中寻找到一份轻松。夫人和儿女们常因为丈夫和父亲黑得可爱称马克思“摩尔”、“老尼克”和“山神”，有的朋友因马克思黑得严峻又亲切称他“雷神”。孩子们把妈妈唤作“妈咪”，把琳蘅叫“尼姆”。女儿们的绰号叫起来特别响亮特别可爱，这都是马克思的发明了：大女燕妮叫“中国皇帝奎奎”，劳拉叫“卡卡杜”（意思是白鹦鹉），爱琳娜则有好几个外号：“杜西”、“中国王子古古”或是“矮子阿尔则利希”。这里也可见马克思同中国潜有一种特有的感情。 　　马克思听到女儿亲热呼唤，心里已预感到喜事来临。 　　燕妮跳到父亲跟前，紧紧抱住他。 　　燕妮已经25岁了，她像崇拜偶像似地热爱父亲。她也很快成为伦敦一位政治活动家。燕妮为分担家庭经济上的困难，不经得父亲的同意就在一个英国人的家里担任家庭教师。马克思常在家里接待的两位国际社会主义活动优秀青年又都被两位大女孩看中了，燕妮与比利时的优秀青年龙格很要好，前不久劳拉同非洲、古巴的一位常来家里拜访“国际领袖”的优秀青年保尔举行了婚礼。马克思真为孩子们政治上与自己志同道合而有说不出的高兴。 　　“什么事情？孩子，快说呀！”马克思说。 　　“邮局送来了一个好消息。”她终于说道。“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的愿望在爱森纳赫实现了，社会民主党在代表大会上已经建立，他们决定加入您的国际！” 　　马克思惊喜地站在街心，燕妮见他喜色满面，注意留意父亲内心的活动。一会儿，马克思突然抱住女儿的肩膀，大步向前走去，一会儿又突然丢下了燕妮，让燕妮几乎跟不上他…… 　　“这件事好，实在太好了！……建立了一个革命党……我必须听听恩格斯对此有什么看法……” 　　马克思迅速来到书房，要给亲密战友写信。 　　写完信，匆匆署了名，日期：“5月5日”—— 　　“哟，1868年的今天，正是50岁生日哩！ 　　马克思激动不已，他在书房的地毯上走出房间的两条对角线来…… 　　“人生半个世纪……” 　　他想自己的境况仍然贫困得靠他人接济过日子……岁月不留人，头发胡须花白了，身体在熬夜时已明显没有了当年的耐力、支撑力…… 　　他回到书桌上，重又打开去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把序言的最后几句话读出声来： 　　“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 　　马克思又想起青年时代、大学生时代，回想起《新莱茵报》、革命以及后来的那些年代…… 　　流亡的岁月是难以忍受的，它带来了饥饿、贫困和疾病，也带来了无数的烦恼和可恶的事情。但是他完成了两件大的历史性工作：建立了“国际”，写完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50岁的今天又获悉祖国建立了民主革命党，并已决定加入国际…… 　　这时，马克思像往日熬夜吃了兴奋剂一样的黑脸膛热腾得赭红赭红的。 　　他立即伏身写字台，翻阅草稿本，继续写作、整理他的《资本论》第二卷…… 　　直到全家人和有心的朋友在家里张罗给他祝贺生日他才很不乐意地站起身来。 　　燕妮今天给马克思破了例，让他痛快喝葡萄酒、抽烟，让他尽兴…… 　　梅特兰公园的莫丹那一号别墅，热闹过后，书房里的灯光又是通宵长明…… 　　听说恩格斯要离开曼彻斯特，离开欧门——恩格斯公司到伦敦来住，马克思高兴得整日哼着小调。他近日放下了一切工作为恩格斯找合适的住宅。 　　1848年革命失败后，他们不得不分离，两位最好的朋友已经远离将近20年了。为了生计、也为了革命而分离，为了友谊、为了革命又要朝夕相处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具有鲜明而突出的个性，外貌、气质也各有不同。 　　恩格斯特别注意仪表，总是精神抖擞，衣着整洁，总像普鲁士军队里当志愿兵时准备参加阅兵典礼似的，一套衣服无论怎么旧也保存、折叠、穿出来新的一样，平时省吃俭用，决不乱花一个钱。 　　恩格斯热爱学习，他对各种知识都发生兴趣。革命失败后，他乘帆船取道从热那亚到英国去，他利用这个机会学到了航海知识，每天在船上记日记，记录太阳的位置、风向、海潮的变化。最先吸引恩格斯的是语言学和军事艺术。普法战争更引起了这位军事战略家的注意，他每天注视作战双方的军队，而且从他在《派尔——麦尔新闻》发表的论文中可以看出，他经常预测德军参谋总部的战略部署。色当战役的前两天，恩格斯就预言拿破仑军队将被包围。这些预言引起了英国报刊的极大注意，因此，马克思的大女儿燕妮送给他“将军”的绰号。 　　恩格斯能说20种语言，并还注意研究他所到地方的方言，为了使和他通讯的对方高兴，他常故意把对方语言的方言写进信里，曾用俄文、法文、波兰文等文种给当地友人写信。收集方言通俗作品更是他一种业余爱好。 　　没有一种知识不是恩格斯感兴趣的。一次，因为住在他家里的弗赖贝格尔夫人当时正在准备医学考试，他也很有兴致地阅读起产科医学书籍。马克思曾指责他，说他为了个人的爱好去研究许多科目，分散了精力，“没有考虑到为人类工作”。恩格斯也笑说马克思：“我倒很乐意烧掉那些关于农业情况的俄文书刊，这些书多年来使你不能写完《资本论》！” 　　马克思称恩格斯是一本“百科全书”。但恩格斯却丝毫没有关在书房里的学者气，他是一位好动的勇敢的“骑手”。生活上却像一位老处女那样有条理。他把什么东西都抄录整理保存下来。工作起来，反应敏捷，速度惊人而有条不紊，在他那宽敞而明亮的工作室里，靠墙的地方摆满了书柜，地板上没有一片纸屑，而书籍，除了放在书桌上的十来本之外，都放在应放的地方。一个学者的工作室倒像一个客厅。 　　恩格斯是一个较好的战略家却不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员。马克思的组织才能不能不为恩格斯所佩服、倾慕。在马克思离开《莱茵报》时总让恩格斯代替他的领导职务，虽然恩格斯在编辑部才气横溢，可恩格斯还是不像马克思那样享有很高的威信。有一次马克思从维也纳回来，恰好碰上编辑部内部闹纠纷，恩格斯感到很棘手，当时，关系非常紧张，似乎只有决斗才能解决问题了。马克思的到来，什么问题都很快就和解了，恩格斯称他生来就是一个天才的领导人，就连在他非专长的事情上也能博得大家的完全信赖。沃尔弗在曼彻斯特病危的时候，医生认为他已经没有希望了，但是恩格斯和其他沃尔弗的朋友们都绝不相信这个冷酷的判决，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应当马上打电报请马克思来听听他的意见再作决定…… 　　这两位极好的朋友也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但尽管一时争执的脸红耳赤，过后谁都不留在心中。一次他们为阿尔比教派的问题争论了好几天。当时马克思正在研究中世纪犹太教和基督教财政学家的作用。为了取得一致的意见，他们在下一次见面以前都各自要仔细地思考争论的问题。对他们来说，任何对他们的思想和著作的批评都不及他们彼此交换意见那样意义重大，马克思称赞恩格斯博学，思想灵敏，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分析和综合能力深表赞叹。 　　看起来，恩格斯外表显得“骑士”般轻浮，其实他是非常持重的人。就连整天同他打交道的商人也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善识醇酒美味和谈锋甚健的人物而已。恩格斯却不轻易在不投机人的面前表露自己的学识的，马克思称他是一个欧洲最有教养的人。 　　恩格斯本人治学的态度非常严谨，但他却屡次为马克思那种审慎的学习态度而烦恼，因为马克思无论说一句什么话，提出一个什么问题，不再三用不同的方法证明是不轻易提出来的。 　　就是这么一对爱好、性格、长相各不相同而志同道合的朋友，留下了人类友谊的绝话。 　　希腊神话中有关于达蒙和芬蒂阿斯珍贵友谊的传说，中国历史上也有关于鲍叔牙义荐管仲和钟子期与伯牙知音的佳话。然而，人们千百年来口头上和笔墨下传颂的这些动人的友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友谊面前，都不过是幽幽光火于灿灿阳光，全都显得那么黯谈！ 　　为了让马克思在反动年代里能比较顺利地继续进行科学研究和从事革命活动，恩格斯作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1850年11月他回到曼彻斯特父亲的公司，重新同他一向厌恶的“鬼商业”打交道。从那时起，20年仿佛过着两重不同的生活。从上午10时到下午4时他是商人，职务主要是用几种文字为公司起草与国外来往的信件并出入交易所。为了接待商界的熟人，他在市中心区设有一处专用寓所，而城郊的那所小房子，只有他那些政治上和学术上的朋友才能登门。恩格斯的夫人是爱尔兰人，她是一位同燕妮一样热情的爱国者，当时在曼彻斯特住着许多爱尔兰人，她始终和她的同胞保持着联系；她对恩格斯的一切革命秘密活动非常熟悉，不少爱尔兰芬尼亚社社员把恩格斯家当作避难所，有一个被押赴刑场的芬尼亚社社员的领导人就是由恩格斯夫人的帮助才得以从警察手中溜走。只有到了傍晚，恩格斯才摆脱商业，回到自己的小房子里成为自由人。20年里的两重人两重生活，他心甘情愿地给自己套上了这副可憎的枷锁，为此可以在经济上给马克思一家尽可能的援助。 　　开始时他只能不定期给马克思寄去几个英镑，后来他每月、甚至每周定期汇款给马克思，若干年后，恩格斯成为“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不断把大笔款子寄往伦敦，使马克思在最困难的时候免于挨饿，在生活稍有改善时更加安稳地工作。 　　不久，恩格斯去营业所时忍不住高兴地喊道：“最后一次了！”他挥舞着手杖，唱着歌回到家里，同亲友们一起过节一样地庆祝，自己最后摆脱了这种可恶的生活。因为恩格斯终于与公司达成了协议，让他拿走一笔款子，足以保障他自己和马克思全家今后起码的生活开支。 　　风华正茂的恩格斯能如此平静地忍受他最讨厌的生意经达20年之久，这“不仅是为了帮助朋友，而且是为了保存党的最优秀的思想家”。马克思非常理解恩格斯友谊的分量和价值，他在信中无不让恩格斯反觉自己惭愧，有时激动得流出泪来。 　　恩格斯坚持白天在营业所里安分多受些苦役，为马克思一家多挣些钱来，晚上又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帮助马克思。马克思当时还不能用英文熟练地写文章，他给《纽约每日论坛》写的德文通讯稿全部由恩格斯译成英文。为了赶上邮船班子，及时把稿件寄到美国，恩格斯常常连夜把马克思的文稿翻译过来，有时还要对文章进行修改，最后亲手在深夜里把它送交邮局寄出。恩格斯1852年10月14日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要替你翻译全篇文章，我的身体不行。我是今天早晨收到文章的。整天在办事处，脑袋都忙昏了。今天晚上七八点喝完茶才把这篇东西读了一遍。然后动手翻译。现在是11点半，我译到文章自然分段的地方，并把译好的这一部分寄给你。12点文章必须送到邮局。……其余部分将很快译完，下星期你经南普顿把这部分寄出，或者在星期五寄出，同时你应该把你下一篇文章写完。”后来马克思虽然已经能够用英文流畅地写出通讯，但恩格斯为了让马克思有更多的时间专心致志研究政治学，早日结出丰硕的成果，干脆代替马克思给《论坛报》写了大量文字，他根本不顾自己可能在学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全心全意为马克思进行研究工作创造一切条件。马克思对恩格斯的这种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深为感动和不安，他在信里对恩格斯说：“我的良心经常像梦魔一样感到沉重，因为你的卓越才能主要是为了我才浪费在经商上面，才让它们荒废。”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长期两地分离，但他们的心却是息息相通的。频繁的通信是联系他们的纽带。在这20年间，他们来往书信1300多封。信中探讨哲学、经济、历史、军事、政治等方面的各种问题。 　　马克思自从和恩格斯交往后，他所有的著作和文章，没有一篇不经过恩格斯阅读就发表，没有一篇不征求恩格斯的意思就付印，马克思在各个领域的研究科目上总要听恩格斯的意见才最后作出结论。马克思曾对恩格斯说：“我对一切事物的理解是迟缓的，……我总是踏着你的脚印走。”但恩格斯认为“马克思是人类的天才，而我们最多只是能者”。他始终谦逊地自称是“第二把提琴手”，“我高兴有像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 　　他们的风貌、气质和个性虽各具一格，可思想、感情和志向完全融为一体。在政治风浪中并肩战斗，在科学炼炉里切磋互勉，在人生的坎坷道路上彼此激励。马克思在不幸的时刻，把恩格斯的友谊看成是人生最大的慰藉。在他痛失爱子之后写信给恩格斯：“在这些日子里，我之所以能忍受这一切可怕的痛苦，是因为时刻想念着你，想念着你的友谊，时刻希望我们两人还要在世间共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而恩格斯在他的夫人去世时也只有马克思能为他分忧，马克思写信给他说：“回答吧，老伙计，如果你心里有什么疙瘩，那就像个男子汉那样坦率地说出来；你要相信，世上没有一个人这样真心地关切你的忧乐，除了你的摩尔。”这种肝胆相照、亲密无间，恩格斯帮助了马克思在反动年代里顶住了恶流，沿着崎岖的陡坡登上科学的顶峰。 　　1870年9月20日，恩格斯终于迁到了伦敦的瑞琴特公园路的寓所，从这里到马克思住的梅特公园路只要步行10分钟就够了。每天下午一时左右，他就到马克思家里来，如果天气晴朗，马克思的兴致又很好的话，他们就一起到汉普斯泰特荒阜去散步。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出外散步，他们便在马克思的工作室里，各自沿着一条对角线走来走去，接连谈上一两个小时。 　　由于马克思的建议，恩格斯在迁居伦敦后，马上就被选进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他首先当比利时的通讯书记，不久又当了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和丹麦的通讯书记。 　　恩格斯逃出了他办事处那“埃及式的囚禁”以后，正如他写给母亲信中所说的那样，感到“已经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年轻了10岁”。 第28章 晚年·最后的岁月(2) 　　他们的友谊都日渐影响了全家大小。马克思的女儿也就成了恩格斯的孩子了，燕妮三姐妹都把“将军”当作了第二父亲。连琳蘅这位马克思的朋友和管家在马克思逝世后也把对马克思一家的友爱转移到了恩格斯家。 　　1894年，恩格斯将自己的遗产的遗嘱告诉劳拉和杜西，他把自己的遗产分为三份，劳拉和杜西各得一份，第三份留给已不在世的小燕妮的孩子们——“……你们可以按照你们对孩子的道义感和爱去安排使用。” 　　连日来，马克思心里非常高兴。恩格斯搬来伦敦前不久，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会关于普法战争第二篇宣言于9月9日正式通过发表。 　　宣言揭穿了普鲁士政府的侵略意图，揭露它为吞并别国领土辩护的虚伪借口；明确地规定了德国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任务：反对政府吞并法国领土的企图，争取同法国光荣和约，承认法兰西共和国；指出法国工人阶级当前的斗争任务，不是马上推翻临时政府，而是以积极的态度执行自己的公民职责，保卫共和国；法国工人阶级要吸取法国大革命以来人民受资产阶级欺骗的历史教训，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不是应该重复过去，而是应该建设将来”。 　　1870年10月31月和1871年1月22日，巴黎工人两次举行起义。 　　1871年3月18日清晨，巴黎终于被“公社万岁”的雷鸣般的口号惊醒了。 　　巴黎城到处敲打警钟，武装的和非武装的工人向政府推进，政府军队逮捕了他们的将军，并且与工人们联合起来。 　　政府大厦被占领了，红旗——自由的旗帜——立即在市政厅的上空飘扬。无产阶级第一次夺取了政权！ 　　消息传到伦敦，群情振奋，国际总委会的委员人人都十分高兴，举杯相庆。 　　马克思焦急地注视着巴黎城内的事件。 　　但是公社领导得意忘形，最终没有认真考虑马克思的忠告。他们只局限在巴黎，没有向凡尔赛进军，未能在反革命利用时间积聚反革命力量之前消灭反革命势力。 　　由于普鲁士——德意志占领军的阻挡使巴黎同外省隔绝，革命军处于梯也尔军队严实的包围之中。俾斯麦释放了10万名战俘，以增长梯也尔军队的力量去打击公社。 　　在拉雪兹公墓的最后保卫战中，公社战士们高呼“公社万岁”的口号在枪林弹雨中一个个倒下…… 　　胜利的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残酷的报复。刽子手加利菲枪杀了2万名手无寸铁的男人、妇女和儿童。 　　巴黎公社社员英勇战斗了72天，人类第一个年轻的无产阶级人民政权被残杀在血泊中。 　　反动派胜利了。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的镜厅举行德皇加冕典礼，通过掠夺战争而成长起来的普鲁士军国主义国家把它的影响扩大到了全德意志境内。德国被“普鲁士”化了，并且变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兵营。 　　的确，新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对于以前不统一的德意志联邦来说是前进了一步，现在为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开辟了自由的道路，德国工人在资本主义竞争、兼并的大工业企业中从此也强大起来。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在欧洲革命斗争最前线的德国工人中广泛传播。 　　面对巴黎公社的胜利和失败，面对德国的新的希望，马克思深信公社原则是永存的，是永远消灭不了的。 　　1871年5月下旬，正当巴黎人民抗击凡尔赛政府军队的进攻进入高潮的时候，马克思就已经预感到公社将要失败。他在5月23日总委会上的发言就担心了这个结局的到来。但他却不为失败而沮丧，而是为无产阶级完全有能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伟大成功的尝试而欣慰。 　　根据马克思的提议，起义刚过10天，总委会同意由马克思起草一个面向全世界关于斗争总趋向的宣言。 　　马克思用一个半月时间赶写出初稿、二稿和最后定稿。 　　《法兰西内战》用大量事实揭露法国反动政府卖国投降和挑起内战的经过和实质。揭露资产阶级反动政府主要成员的丑恶面貌和肮脏历史，使人们认识到资产阶级反动政府采取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政策决不是偶然的。 　　马克思详细叙述了巴黎人民起义的经过和起义失败的主要经验教训。他指出，起义胜利后，巴黎人本应乘胜追击，扩大战果，不使敌人有喘息之机，但是领导这次起义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却没有这样做，终于结下了恶果，使敌人东山再起，卷土重来。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他首先分析了法国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演变发展的历史，说明资产阶级国家实质上是少数剥削者压迫多数劳动者的工具。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权形式可以变来变去，多种多样，但万变不离其宗，不过是统治权从一个集团手里转到另一个集团手里。而在这个过程中，倒霉的是劳动人民，国家机器的每一次变动，结果只能是对人民的更加凶恶的奴役。因此，对于无产阶级和整个劳动人民来说，不能把奴役他们的国家机器当成解放他们的工具来使用。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而必须摧毁它，打碎它。 　　马克思在1871年5月30日，即巴黎公社最后一个街垒被梯也尔军队攻占后的第三天，在总委会上宣读了这份气势磅礴的宣言，声讨了梯也尔政府勾结俾斯麦残酷镇压巴黎公社的罪行，热情地颂扬了巴黎劳动人民在强敌面前视死如归、英勇不屈和自我牺牲精神，并且深刻阐明了巴黎公社的伟大意义。《宣言》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和批准，并立即在伦敦用英文印成小册子发表。宣言发表后不到2年时间，它被全文或部分译成德文、丹麦文、法文、佛兰芒文、荷兰文、意大利文、波兰文、俄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和西班牙文，发表在欧美许多国家的报刊杂志上，或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宣言成为了马克思所有著作中在短时间内流传最广出版数量最多的一部著作。 　　国际总委会发表《法兰西内战》是公社失败后采取的第一个重大行动。正当各国资产阶级、反动报刊和欧洲各国政府利用公社的失败，对国际工人协会和公社参加者大肆进行诬蔑诽谤的时候，总委会在这样的时刻公布宣言，宣布自己的严正立场，拥护公社的一切活动，伸张了正义，提高了国际威望，促进了公社参加者内部各派以及各国工人和公社参加者之间的革命团结。 　　公社失败后，梯也尔政府对公社参加者和巴黎的无辜平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迫害和镇压，数以万计的人在白色恐怖下不得不暂时远离祖国，流亡他乡。 　　6月6日，梯也尔政府把公社运动彻底镇压后，又趾高气扬地向欧洲各国发出通告，说国际工人协会是公社的策划者和后台，要求各国政府协同一致地同国际工人协会作斗争，直至把国际完全消灭。 　　这样，马克思和国际总委会同时面临着紧迫任务：揭露梯也尔政府的谎言和诬蔑，反对各国政府的迫害，积极援助公社失败后幸存的流亡者。 　　马克思及时组织了营救公社流亡者国际救济委员会，女儿燕妮担任这个委员会的秘书。他们募捐钱物，想法搞护照，美国等各地工联会协同配合营救出大批公社社员。 　　1871年夏天，得以回到伦敦的公社社员欧仁·鲍狄埃，随身带着一首在流亡期间写下的诗。一年以后，这首诗被译成了多种文字——成了在马克思、恩格斯指引下英勇斗争的国际无产阶级赞歌，成了向全世界的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发出的激动人心的号召： 　　醒来吧！全世界忍饥挨饿，受尽折磨的人！ 　　你们要用暴力， 　　来废除那炙手可热的律令！ 　　醒来吧！奴隶们！ 　　去跟压迫者算账！ 　　再也不能永远赤贫！ 　　成群地冲上去吧！非拥有一切不行！ 　　听！号角已经吹响！ 　　起来，进行最后的搏斗！ 　　国际工人协会， 　　在为人类应得的权利而斗争！ 　　从普法战争以来，马克思一直是在高度紧张和极度疲劳之中度过的。既要从事紧张的理论创作活动，一面校订《资本论》法译文版，一面为《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积极作准备，他还要负担繁重的国际领导工作，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尤其是国际领导工作：除了出席总委会每周在拉脱本广场举行的例行会议，为总委起草文件、宣言外，还要处理各种复杂矛盾的问题，答复大量的来信，参加在自己家里或恩格斯家里举行的总委会常务委员会议。常务委员会议有时开的时间很长，从下午4点到第二天凌晨2点，一开就是9个小时。为了摆脱一些日常事务，早日实现国际组织期待的《资本论》全部面世，他在恩格斯搬来伦敦后，主动把国际领导工作的重心转移到恩格斯身上，并于1872年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实现了自己的愿望，马克思辞去了国际领导职务。国际总委会也从伦敦迁往纽约。 　　海牙会议，马克思54岁，恩格斯52岁了，德国工人民主党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以及其他许多先锋战士却把他们俩看作是理论和实践方面德高望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两位“老人”，并常把他俩尊称为“二老”。 　　长期的劳累，严重损害了马克思的健康。这位54岁的伦敦“老人”也确实早见衰老了，乌黑的头发和鬓须明显花白了，只有上唇胡须还依然乌光发亮而显出其？烁精神来。 　　过度使用脑力而引起的剧烈头痛和严重失眠常使他不得不中断工作。在医生劝导下，马克思曾到几个疗养地作过短期疗养，但效果不大。为此医生不得不限定他的工作时间，每天不得超过4小时。不能尽情工作，这对马克思来说是极大的痛苦。1873年底，马克思脸部等处又长了许多痈，动了手术；不久，原先没有痊愈的肝病又急性发作，使马克思几乎完全丧失了工作能力。医生坚持要马克思到离伦敦较远的卡尔斯巴德（现名卡罗维发利）去疗养，因为那里的矿泉水对马克思恢复肝的功能和治疗过度疲劳的神经系统会有疗效。 　　卡尔斯巴德是一个景色幽美、气候宜人的疗养胜地，在它的城保山街，有一座较豪华的旅馆“日尔曼尼亚旅馆”。1874年8月19日，在旅馆登记簿上，出现了一个“食利者查理·马克思”的名字。这就是马克思为了迷惑奥地利警察而用的化名。 　　自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后，特别是经过了国际的10年斗争，马克思的名字已经响彻整个欧洲。在统治阶级的眼里，它“恶名昭著”，已成为危险可怕的代名词，必欲去之而后快。马克思深知这一点，为了能安安静静地养病，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就用了“食利者查理”这个化名，并在生活上保持了“显贵的外表”。尽管如此，十多天后，马克思的行踪仍为反动派知晓。8月30日，维也纳的一家报纸《喷泉报》披露了“国际的多年的领袖马克思和俄国虚无主义者的首领，即波兰拉特伯爵，一起到卡尔斯巴德疗养来了。”但马克思已经缴纳了疗养税，又没有其他把柄可抓，奥地利政府一时也对他无可奈何。 　　马克思按计划在卡尔斯巴德疗养了一个多月。他与爱琳娜严格遵守医生规定的生活制度，每天定时起床，定时到各自的矿泉去喝矿泉水，定时进餐、散步、就寝。生活有规律，玩得也愉快。马克思是一个很使人喜欢的旅伴。他总是那么风趣幽默，兴致勃勃，他的历史知识非常渊博，每到一个新游览的地方他都能把这个地方过去的情形描绘得比与他同路人见到的更生动。 　　经过疗养，马克思的病情大为好转。1874年9月21日，马克思返回伦敦。在返回途中，又在德累斯顿、莱比锡、柏林和汉堡停留了两个星期，作了些补充的治疗，并且会见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些领导人和活动家，商谈了一些党内事务和同拉萨尔主义作斗争的问题。 　　1875年和1876年，马克思曾两次去卡尔斯巴德疗养。每次疗养都能收到一定疗效，对健康的恢复有所帮助。1877年他本来打算再去一次，但听说奥地利政府可能不让他在境内停留，这样他就可能白花旅费，只好放弃了这个打算。这对他的健康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1874年马克思从卡尔斯巴德疗养地回来后不久，接到德国李卜克内西和其他国家工联会领导人的工作汇报信。获悉国际总委会迁往纽约后，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加紧迫害和巴枯宁分子从内部搞分裂，这个作为欧美工人运动首脑机关的作用在日趋减弱。 　　这时的马克思虽然已从国际工人协会领导组织中退下来成为了真正的“伦敦老人”，但他在国际的威望已无须组织职务形式上的附加影响，他依然是国际工人协会中德高望重的“老人”。对国际，马克思回答说：“这种形式上的联盟不仅不必要而且也不可能存在下去。” 　　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国际工人协会于1876年7月15日在美国费拉德尔非亚城举行最后一次代表会议，通过宣言，宣告解散。宣言说：“由于现代欧洲政局所引起的种种原因，我们解散了《国际》的组织；但是我们看到组织虽然解散，组织的原则却已得到整个文明世界进步工人的承认和拥护。让我们给我们的欧洲工人同志一些时间来加强他们本国的组织，毫无疑问，他们很快就能拆除把他们同世界其他地区的工人隔绝开来的篱障”。 　　在国际解散之后，伦敦“二老”始终同革命运动连结在一起，他们“团结各国无产者的作用也没有停止，相反他们作为工人运动的精神领导者的作用，可以说是不断增长的。”欧美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陆续建立起自己的阶级组织：1875年，葡萄牙着手筹建社会党；1876年，美国各个社会主义小组联合成为工人党；1877年，瑞士社会民主党宣布成立；接着，捷克斯洛伐克、墨西哥、比利时、法国、西班牙、阿根廷等国先后建立起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革命形势出现了新的发展。 　　在欧洲大陆国家中，俄国也是“二老”密切注意的一个国家，马克思在巴黎公社十周年时断定，俄国革命的发展，“虽然也许要经过长期而激烈的斗争，最终肯定要导致俄国公社的建立”。 　　经过几十年艰苦卓越的斗争，马克思还虽然只能经历那个由巴黎公社开始的新时代的初期，然而，“二老”已看到了他们和国际工人协会播下的种子已经发芽了。马克思的思想已经在愈来愈多的国家内生根。这些思想已开始被群众所掌握而变成一种物质和精神合力，世界上没有哪种政权能够忽视它。1871年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把马克思的画像同朱泽培、加里波第及维克多、雨果的肖像一起在莱比锡春季博览会上展出。李卜克内西写信给马克思说：“虽然你自己不争名，可是你毕竟逐渐地成了‘当今的英雄’。” 第29章 晚年·最后的岁月(3) 　　1872年，为了德国的需要，必须准备出《资本论》的修订再版了，计划印3000册。人们对《资本论》的兴趣在不断地增长。1871年4月，马克思又收到李卜克内西的信：“德国全国各地都在根据你的《资本论》作关于剩余价值和标准工作日的报告。在工作日问题上将进行一次群众运动。”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消息，使马克思和燕妮深深感到，他没有白费气力，她也没有白白过了多少年贫穷日子，工人们在为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制度而斗争时正学着把《资本论》当做进攻武器……“老人”的心真是得到了最高的奖赏。 　　朋友们一再催促马克思快点完成《资本论》的后面几卷。这虽然符合他本人的心愿，但是却困难重重。校订工作是不能不做的，更重要的是对各国的工人革命运动的指导。 　　马克思病情日趋恶化。他在1872年以后的几年里顶住疾病的侵扰，还断断续续地撰写《资本论》第二三卷的草稿，只要感觉到自己一有点好转就把精力用于《资本论》的研究上。 　　在晚年，马克思研究的科目之多和使用过的材料之浩瀚是同样惊人的。仅仅在俄国统计学方面，他所阅读的书籍，恩格斯就能给他开列出一大堆，其体积超过2立方米。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他研究了财政金融、农业史和农业学方面的所有重要现象，此外他还研读了地质、生理和数学方面的许多书籍。 　　直至1878年，马克思已是花甲之年了。他的学习劲头仍不减当年。从这年起至逝世前，他专心系统地钻研代数学，研究并摘录了拉克鲁瓦、麦克曾林、欧勒、波茨的论文，还在专门的笔记本上写了大量的札记。 　　他还仔细研究了古典数学家笛卡儿、牛顿、莱布尼茨等人的著作，继续探讨60年代就已开始的数学分析，阅读了数学分析和高等代数方面的许多大学教科书，研究了并摘录了索里、布沙尔拉、欣德、霍尔、赫明等人的著作。 　　80年代初，马克思在学习和研究的基础上写了《论导函数概念》、《论微分》等论文。这时恩格斯正在写作《自然辩证法》，为此马克思把《论微分》献给了恩格斯，他在存放手稿的袋封上写着：“给弗雷德”。 　　恩格斯看了马克思写的论文和札记，发现他数学方面也很“精通”，也有其“独到的发现”。 　　马克思除了撰写《资本论》二三卷的初稿外，70年代、80年代的著作、书信及谈话始终贯串为人民民主权力、为民主德国共和国而斗争的一条红线。伦敦“二老”身居异国念念不忘祖国，不忘家乡人民的最后解放，德国工人民主党领袖与晚年的马克思也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早在1871年8月，李卜克内西把自己新生的儿子就起名“卡尔”以纪念马克思这位“伦敦老人”。对此，两名身处祖国内外的德国工人革命运动主要领导人也共同承担了对“卡尔”的辅导之责。当时的李卜克内西和伦敦“二老”谁都没想到这个男孩有一天会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智勇双全的接班人！ 　　燕妮病了，病了很久，年轻的丰润、漂亮瘦得只能依靠想象了，她的病一直没有得到确诊。1880年以来常卧床不起，怀疑是肝癌。 　　马克思去卡尔斯巴德的矿泉疗养地被反动政府切断了。1878年以后，身体也经常出毛病。完成《资本论》二三卷才真正成为这对老夫妻的医病“良药”。 　　马克思的头发已白过了胫窝的发梢，连在鬓发和下巴胡须上，孙子们也再找不出一根黑丝来，上唇的胡须也开始花白。马克思更加“黑”、“白”分明了，但从外表的刚毅、顽强，丝毫还看不出这位“雷公神”老人身上包裹着多种病痛。 　　那头上雪白的一朵云，又匆匆飘去了英国博物馆…… 　　一天，天色昏暗，燕妮觉得身体特别不舒服。琳蘅坐在她的床头，给自己宠爱的“外孙”织小袜子，她一针一线、一心一意无私地为这个圣洁的家庭编织着欢快，从不留意和后悔自己已苍苍白发。这时她编织的是同恩格斯和这一家大小一样的为燕妮的焦虑和不安。她替燕妮病情难过，更为燕妮一旦不测担心会给马克思这位国际首脑人带来绝望。 　　燕妮在沉思遐想，脸上的颧骨让她脱了美貌，然而病痛也掩饰不住她不时漾出的轻盈、温柔的微笑。 　　“知道我在想什么吗？尼姆？” 　　“想的是早日恢复健康呗。”琳蘅回答她。为了掩饰内心的不安便又大声地咳嗽起来。 　　“不，琳蘅，咱们还有什么可以互相哄骗的呢。难道你是那种多愁善感的人吗？你是个非常坚强的人，但还要更加坚强。当我不在了的时候，你应该去扶助可怜的摩尔。他在许多日常琐事方面，不是简直像个大孩子吗？这对他来说是一场可怕的考验哪。我非常担心他是否能经得住。你和恩格斯要帮他坚持下去。唉，不要这样大声的擤鼻涕啦。我们不谈后事了。你知道，琳蘅，我今天一直在回想摩尔以前赠给我的诗。他从来不是个好诗人，不过，他把多少真挚的情感倾注在诗句里啊！” 　　“他过去和现在爱你，将来也永远爱你。”琳蘅说。“我也是这样，我亲爱的燕妮，不过我倒很想见着一个竟连马克思夫人这样的妇女都不爱的人呢！” 　　“这就是瞎说了。好了，好了，别生气，卡尔还需要我，你和孩子们，还有其他一些人都需要我，我绝不想死。绝不。我要活下去，你相信我吧。” 　　这时，燕妮从枕下拿出手抄诗的小本子，琳蘅把床头柜上的灯挪近一些，她俩就又像年轻时又在威斯特华伦家读起19岁的青年马克思献给燕妮的几首十四行诗来—— 　　跟丈夫在一起的时候，她时常取笑这写得不怎么样的诗歌初作。 　　“粗糙的作品。演说术式的、软弱无力的论说。”马克思谈到自己的诗时，总是这样说。 　　“然而，这里面燃烧着多么强烈的爱啊！”燕妮又在心中暗自反驳他的看法。 　　燕妮！笑吧！你定会觉得惊奇： 　　为何我的诗篇只有一个标题 　　全部都叫做《致燕妮》？ 　　须知世界上唯独的你 　　才是我灵感的源泉， 　　希望之光，慰藉的神 　　这光辉照彻了我的心灵， 　　透过名字就看见你本人。 　　燕妮这名字——个个字母都神奇！ 　　它的每个音响都使听觉着了迷， 　　它的音乐，借助金弦三角琴， 　　委婉的音响，随处向我唱吟 　　像玄妙的神话里的善神， 　　又宛如春宵月色荡波心。 　　…… 　　燕妮靠在枕上，半闭起眼睛。她觉得那么虚弱，好像她的血管全都已暴露出来，生命如同血液一样从全身流出。爱人的十四行诗在记忆中涛声般地鸣响，她倾听着，微笑着…… 　　1881年7、8月间，马克思左右不离地在妻子身旁照料，他不得不放下手中的写作。为了让她快活些，马克思陪着她到法国看着大女儿和几个外孙。回到伦敦时，燕妮已筋疲力尽了。 　　回伦敦不久，由于焦急和失眠，体力消耗过度，马克思也病了。 　　去了女儿家，回来又从德国传来好消息。燕妮特别愉快和高兴。读者要求印行《资本论》第三版。在英国的一个著名刊物上，前所未有地登载着一篇文章，颂扬马克思为卓越的科学家和社会主义思想家。10月底的一次令人兴奋的选举结果，再次证明，即使在反动政府非常法的压迫之下，德国工人运动仍然在不断地进行，工人们愈来愈理解马克思的学说了。 　　这天早晨，马克思也突然觉得自己好多了，能自行走到燕妮的房间里去。 　　抱病的老夫妻为喜讯拥抱，相互吻着对方都已枯槁的手指…… 　　爱琳娜在门外乐滋滋地悄悄看着暮年的双亲：“他们在一起成了年轻人，好似一对正在开始共同生活的热恋着的青年男女，而不像一个病魔缠身的老翁和一个弥留的老妇，不像是即将永别的人。” 　　1881年12月2日这是燕妮弥留的最后一天。天气寒冷，夜里急风暴雨。她直到最后一分钟，神志始终清醒。当她的言语已经十分困难时，为了让亲人们振作起来，最后尽力地握住每一位亲人的手，用英语向心爱的人说出最后一句话： 　　“卡尔，我支持不住了。” 　　凝视着丈夫的眼睛，突然惊异地睁大了，又同很早很早的青年时代一样，晶光闪亮，炯炯有神，最后一次辉映出这位非凡的女性那伟大与深邃的心灵。眼睛中闪烁着惟一能减轻死亡痛苦的无穷尽的爱…… 　　燕妮去世了。马克思仿佛是停止了感觉和思维。 　　爱情的终曲发出了强烈的颤弦音…… 　　燕妮的逝世对马克思的打击太大了。医生极力设法使马克思摆脱这种完全衰竭的状态，但已毫无功效了。恩格斯以绝望的声音说：“摩尔也死了！” 　　这句话初听起来多冷酷无情，爱琳娜只是到后来她才理解“将军”的洞察力何等敏锐，马克思内心的某种最富有生命力的部分，同燕妮俱亡了。悲痛摧垮了巨人。 　　燕妮·马克思被安葬在海格特公墓非教徒义地。这正是她曾在汉普斯泰特荒阜的小山顶上同马克思常散步所看到的那座公墓。 　　恩格斯站在掘开的墓穴前发表告别讲话，由于心情激动而口吃得厉害，“朋友们”，他扫视了一眼到场的人们那哀痛欲绝、低头恸哭的身影，特别是那花白头发的琳蘅俯在灵柩上大哭不止，恩格斯哽咽着说不下去了……伤心的泪水夺眶而出。 　　只有几位朋友、亲人伴送燕妮到达长眠之地。恩格斯在悼词里为眼下崇高、顽强的女性树起一块纪念碑： 第30章 晚年·最后的岁月(4) 　　“这位具有极其敏锐的批判智能、巨大的政治上的机警、充沛的精力和热烈的性格、忠于自己的战友的女性，在差不多40年中为运动所做的事情，是社会公众看不到的，现代报刊的年鉴里也没有记载下来。这一切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感受得到。但是我深信：那些巴黎公社流亡者的妻子们还会时常回忆起她，而我们也将时常为再也听不到她那大胆而合理的意见（大胆而不吹嘘，合理而丝毫不损尊严的意见）感到若有所失。……如果有一位女性把使别人的幸福视为自己的幸福，那么这位女性就是她！” 　　燕妮离世两月后，医生劝马克思外出疗养。1882年2月，马克思去法国的大女儿燕妮家度过了冬天。尽管女儿对他关怀备至，让他生活轻松愉快，但是深深的忧郁还总是常常让他茫然，他的全部思念都萦绕在他的终身伴侣身上。 　　几个月来，地中海阿尔及尔城的壮丽景色总算多少消解了他心中的忧郁，特别是阿尔及尔最好的医生斯特凡博士把他发炎的肋膜和左胸里的积水抽出来后，他的身体状况更有好转。 　　5月，马克思叫一位阿尔及尔的理发师给他把胡须和长发剪短，并且拍了一张照片分别从马赛寄给了他的孩子们和恩格斯。马克思取笑自己改变了的仪容并且高兴地着了色，仿佛要让自己的形象在他的夫人身边重现似的。 　　马克思又转到了瑞士的女婿龙格家里住了，山区的新鲜空气和硫矿的温泉对他的疗养更起了作用。 　　9月，他欣然回到伦敦，先同恩格斯一块住了几个星期。 　　马克思又回到了梅特兰公园路自己的家里，回到了同燕妮生活过的地方。时间，如同纯净的水一般，从金砂中淘洗着自我，过去夫妻间微不足道的口角、不满或是委屈早荡然无存了，马克思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好像在寻找着什么。他在自己的书斋里背着窗子站了好久。可怕的悲痛使他极其消瘦和苍老的脸抽搐起来。“燕妮，燕妮……” 　　抽泣声惊醒了琳蘅和爱琳娜，几经劝解，马克思才渐渐安定下来。 　　身体一有好转，他心里又燃起了一线希望。抓紧校阅《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三版清样后，完成第二卷的付印，而将《资本论》第二卷献给自己心爱的亡妻。 　　然而，入冬后身体又很难支撑起来了。加上大女儿燕妮生下第六个孩子的第三代“燕妮”（为纪念母亲起的名）后，不久也病重垂危，这给马克思的精神又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转入新年，马克思的身体状况更为恶化，身体开始消瘦下去。 　　1883年1月10日，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了最后一段话：“奇怪的是，现在每当神经受刺激，我的咽喉就被卡住，就像红色沃尔弗（已故的斐迪南·沃尔弗）卡住自己的兄弟——粮食投机商一样”。 　　1月11日，马克思获悉女儿燕妮在巴黎逝世的消息，他的心里一时很难接受，几分钟像瘫痪地倒在安乐椅上。 　　琳蘅真像母亲关心“大孩子”似地护理病人，她常常一连几个小时坐在马克思身边，内心还要尽到女友燕妮相托的一份心愿。恩格斯坚持每天都来看望马克思。 　　3月14日，伦敦的上空布满了初春的浓雾，棉絮一样的雾团极力穿过窗户透进室内来。 　　马克思坐在他的安乐椅上。 　　从来都不闲着的琳蘅坐在一个角落里为马克思编织一副能坐在办公桌上写作戴着御寒的手套。 　　电铃突然拉响，琳蘅赶忙下楼梯为来访的客人开门。来访的原来是恩格斯。 　　“尼姆，他怎么样？”恩格斯低声地问。 　　“他坐在安乐椅上，”琳蘅一边回答，一边急急忙忙地走上楼去，又转身来对恩格斯小声说： 　　“您请进，他快睡着了。”她请求地作了一个手势。 　　当恩格斯同琳蘅走进房间的时候，伟大的思想家卡尔·马克思已经安静地长眠了。 　　他在两分钟内停止了脉搏和呼吸，安静地无痛苦的永远地睡着了。只是在睁大着眼：看着桌前未定稿的《资本论》第二三卷的草稿，盯着自己未竟的事业，等待自己亲密战友的到来…… 　　恩格斯失去了最好的朋友卡尔·马克思，这位伦敦“二老”的剩存者用手沉重而轻轻地合上了战友的眼睛…… 　　马克思安详地在安乐椅上睡着了。琳蘅和爱琳娜跪在马克思的胸前失声痛哭，他们都像小孩子偎依在大人的怀抱里…… 　　恩格斯也在不停地顿足和抽泣……一当看到马克思案前的《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草稿……他又霍然振作起来，用手抚摩了一下自己那光润而平整的还没有一根银丝的栗色头发…… 　　马克思的葬仪很简单。1883年3月17日，只有附近能赶来的几个朋友，只有孩子和琳蘅，遵照马克思先前的遗嘱，他的遗体被安放与妻子同穴，生死与共。 　　恩格斯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在马克思墓前致悼词： 　　3月14日下午2点3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总不过2分钟，当我们再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是永远地睡着了。 　　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在不久将来就会使人感觉到。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掩盖着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甚至只要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肤浅地研究。 　　这位科学巨匠就是这样。但是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例如，他曾密切地注意电学方面各种发现后的发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注意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就是他毕生的使命。斗争是他得心应手的事情。而他进行斗争的热烈、顽强和卓有成效，是很少见的。最早的《莱茵报》（1842年），巴黎的《前进报》（1844年），《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新莱茵报》（1848—1849年），《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年），以及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后是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作为这一切工作的完成——老实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别的什么也没有做，也可以拿这一成果引以自豪。 　　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和极端民主派——都纷纷争先恐后地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做蛛丝一样轻轻抹去，只是在万分必要时才给予答复。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沙尔龙格宣读了西班牙工人党的唁电。马克思的朋友和学生李卜克内西以德国人的名义向马克思告别。接着又宣读了俄国社会主义者的挽词： 　　“……一位最伟大的智者永逝了，一位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者反抗最坚决的战士与世长辞了。” 　　春风拂弄着缠满了鲜花的红色绸带，新筑起的坟墓盖满了鲜花。上面写着伦敦工人、学生、报社、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等字样……；俄国彼得堡大学和高等女子学校的学生为此寄来一笔钱，恩格斯根据他们的请求也代他们在新坟一一献了花圈…………《资本论》的第二卷、第三卷初稿中断断续续留下颤悠悠的笔迹，这是马克思同折磨人的疾痛作顽强斗争留下的痕迹。恩格斯立即沉重地投入了整理朋友手稿遗产的工作。琳蘅也作为朋友和管家人搬到恩格斯家中，承担了一切家务，让恩格斯全力投身于工作。 　　这位剩存的老人感到不那么孤单了。全部身心投入马克思的遗稿时，似乎觉得他同马克思的联系并没有中断；紧张工作之余他还长时间凝视着那熊熊燃烧的壁炉——蹿动的火苗真像马克思那双灼人的眼睛…… 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ookben.com - 手机访问 m.bookben.com---书本网【gzbysh】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